中國前駐日本大使、中國聯合國協會原會長、聯合國原副秘書長陳健在6月27日的“世界和平論壇”、“中日關系與東亞秩序”會議上中表示：日本正在發生重大變化，中日關系又走到一個新的十字路口。

　　日本最近出臺的防衛白皮書，把中國和朝鮮并列稱作是對日本安全的主要威脅，安倍首相在一次回答記者提問時，他說：日本要在地區安全事務中發揮領導作用來抗衡中國。

　　作為中日關系政治基礎的四個歷史性文件當中最關鍵的一點就是中日兩國確認互不構成威脅、互為合作伙伴。如果聽任安倍為所欲為，這種勢頭發展就會從根本上動搖四個歷史文件的基礎、把中日關系引導到對抗的道路上去。

　　中日關系的發展離不開東亞秩序的演變，中日關系的演變也將對東亞秩序的改變帶來重大影響。為什么中日之間互利的經貿關系沒有能夠阻止兩國“政冷”趨勢的發展呢？

　　冷戰后國際秩序的變遷構成了中日關系乃至東亞秩序改變的大背景。

　　首先，兩個超級大國爭霸時代的終結標志著中日兩國面對蘇聯擴張的共同威脅消失了。

　　第二， 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標志著美國建立獨霸世界格局的企圖終結，美國提出亞太再平衡，借助盟國力量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地位。

　　第三，中國的迅速崛起。但是，中國無意取代美國主導亞太事務。

　　在這樣一個重大變化之下，中日兩國都面臨著如何看待地區秩序變化、如何看待對方又如何確定自身地位和作用的問題。

　　從中國方面來看：

　　一方面，中國作為一個正在上升中的新興經濟體，傾向于以樂觀的心態和積極的姿態來看待和應對地區秩序的變化，追求建立一個包容性、開放性的命運共同體；

　　另一方面，對于日本，雖然兩國間尚存釣魚島主權爭議，但中國仍然把日本看作合作的伙伴非地緣政治對手。

　　同時，中國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的能力和意志上升了。

　　就日本而言，有三點值得我們關注：

　　第一，日本是個憂患意識極強的民族，加上日本經濟長期低迷又喪失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所以傾向于以悲觀的心態看待地區秩序的變化，存在對日本地位和作用可能被削弱的危機感。

　　第二，因為美國亞太再平衡要借助盟國特別是日本的作用，因此日本就存在一種機遇感，錯誤的以為可以在美國的縱容甚至支持下擺脫戰后體制的約束，在地區安全事務中發揮前所未有的作風。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歷史修正主義和擴張主義上升。

　　第三，在危機感和機遇感之上的日本領導人的“使命感”，安倍首相多次表示：我的歷史使命就是要在我的任期內修改憲法，使日本能夠在亞太安全事務中發揮領導作用。應該說在安倍之前的日本領導人也有過這種想法，但是真正宣布將此作為任期內的使命孜孜以求的應該說就是安倍。

　　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日本會出現強大的政治潮流，把中國的和平崛起看成是對日本的挑戰和威脅，還通過宣揚威脅論在日本制造這樣一種政治風味，企圖擺脫戰后和平憲法的制約。

　　總之，上述種種說明日本正在發生重大變化，中日關系又走到一個新的十字路口。怎樣才能防止中日關系從合作走向對抗這樣一個危險呢？對日方而言，關鍵是要回到四個歷史文件所確定的原點，為此必須要正確認識亞太秩序的調整，在新的形勢下重新確立中日兩國互為合作伙伴，在這個基礎上處理歷史認識和釣魚島主權爭議問題。

　　希望日本能夠正確認識當前國際形勢和過去不一樣了，中國的強大、中國國家利益的拓展并不意味著其他國家的國家利益的縮小，而是完全可以合作共贏的。相信隨著時間的推進，中日關系會回到穩定增長的軌道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