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是勝利者從歷史中汲取力量、明確方向的重要契機，也是失敗者從歷史中痛定思痛、轉向前行的大考之年。70年來，作為侵略戰爭的主要策源地德國和日本，在對這場戰爭的認知和態度上卻大相徑庭，前者以史為恥、切割了斷，后者遮遮蓋蓋、祭祀膜拜，由此導致了兩個國家不同的周邊關系、國際形象和發展走向。70年過去，歷史不能淡忘，罪行不能塵封，教訓不能略去。只有正確反思歷史，才能掀開新的一頁，人類才有美好明天。

　　一、擔起歷史責任，才能開創未來

　　每個民族和國家都有自己的歷史，曾經的光榮與輝煌是為之驕傲的歷史財富，需要繼承；過去的錯誤和罪責是必須面對的歷史事實，應該擔當。歷史上，德國和日本也有著自己不朽的文明創造，為人類文明作出過重要貢獻。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卻瘋狂發動侵略戰爭，將無辜民眾推入火海之中，生靈涂炭、血流成河，對世界造成巨大災難，留下了罄竹難書的罪惡史。戰爭結束后，廢墟之上重建的德國和日本，要不要以國家的名義，對納粹政權和軍國主義的歷史罪過，擔起必需的政治、道義和經濟責任，繼續追究和法辦戰犯，持續向戰爭受害國、受害者謝罪與賠償，堅定承諾維護世界和平，這是對是否真正與那段丑惡歷史訣別的根本檢驗，是對歷史良知是否重建的重大考驗。擔起這份歷史責任，也就意味著民族和國家的重新站立，開始新的歷史。

　　戰后德國歷屆政府都采取對本民族歷史負責任的態度，不因納粹集團的覆滅而放棄承擔德國發動侵略戰爭的罪責后果，以各種形式向戰爭受害國、受害者表示真誠謝罪。1951年，戰后聯邦德國第一任總統阿登納就明確表態：“納粹以德國人民的名義犯下了滔天罪行，對此我們有義務進行道德和物質的賠償。”1995年，德國總理科爾說：“凡是德國人，只要站在以色列大屠殺紀念碑或者圣彼得堡公墓前，他就不能說這與他無關。”2013年，德國總理默克爾仍然不忘：“我們對納粹犯下的罪行，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對種族大屠殺受害人承擔一份永久責任。”在德國，從政府到民間，認同應當承擔二戰歷史責任的正義力量占據主導地位。德國從未停止對逃匿納粹戰犯的緝拿，從未停止過向戰爭受害國，向遭受集中營關押和虐殺的猶太人及其家屬等戰爭受害者進行國家賠償。到21世紀30年代，預定支付的戰爭賠償額將達1200億馬克。對歷史負責就是對民族負責，擔起歷史責任正是為了開創未來。

　　大相徑庭的是，日本不承擔發動侵略戰爭對世界、亞洲特別是東亞人民造成極其慘重傷害的歷史責任，突出表現在否定侵略戰爭的性質。1994年，內閣法務大臣永野茂門竟然對記者說：“大東亞戰爭并非侵略戰爭，而是為日本求生存，解放殖民地區及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而認真考慮的產物。戰爭的目的在當時基本上是可以被允許與正當的。”更為猖獗的是，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首相、大量內閣成員和國會議員每年8月15日這天參拜靖國神社。例如，2013年12月，安倍作為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日本政府一方面尋找各種借口拒絕對“慰安婦”、強掠的勞工、毒氣戰的受害者等進行任何戰爭賠償，另一方面卻對參加二戰的日本軍人及其家屬撫恤照顧有加。日本政府承擔的如此“歷史責任”昭然若揭。日本在認識二戰歷史問題上幾十年徘徊不前，主張徹底反省侵略歷史并承擔戰爭罪責的力量始終處于劣勢和少數地位。因此，日本一直走不出歷史陰影，卸不下歷史包袱，更不可能一廂情愿從經濟大國變成“政治大國”。

　　二、承認歷史罪行，才能求得和解

　　法西斯主義發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制造了一起起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給世界人民帶來了極大傷害，給戰后國際關系造成了嚴重后遺癥。這也為戰后這幾個國家重新融入世界，與戰爭受害國和平共處、和平發展，帶來很大障礙和困難。要求得他國以及世界的寬恕，達成民族和解，前提就是要承認本國在二戰期間犯下的歷史罪行，這是擔起歷史責任的基本要求。歷史罪行是國家的歷史恥辱，但只有公開認罪服罪，以謝罪換取冰釋，以懺悔換取信任，以真誠換取和諧，才能有和平光明的未來。正如德國總理默克爾今年3月初訪日時所說：“二戰后德國能夠幸運地被國際社會再度接受，是因為德國徹底與過去訣別。”走不出這一步，必然作繭自縛，自困于世。

　　戰后70年來，德國歷屆政府不避諱歷史上的罪行，一再向曾遭受納粹侵略和殘害的各國人民謝罪。1970年，勃蘭特總理在華沙猶太人殉難紀念碑前雙膝跪下謝罪，世界為之動容。媒體評論道：“德國總理跪下去，德意志民族站起來。”1995年，科爾總理又跪在以色列一座紀念碑前，重申德國的悔罪，后來又倡議成立“贖罪委員會”。1996年，德國政府將每年的1月27日定為納粹受害者哀悼日。奧斯維辛集中營成為哀悼大屠殺中遇難猶太人的中心地。在德國，任何對德國在二戰中的罪行進行歪曲、掩蓋或淡化的企圖，都會立即遭到來自社會各個方面的反擊，并且依法治罪。從重塑民族關系的大局出發，德國在處理二戰歷史問題時，尊重被害國家和被害民族的民族感情，注意國際輿論的監督，采取國際交流與合作的態度，爭取得到國際社會的信任。經過多年不懈努力，德國重新塑造國際形象，重新融入歐洲和世界，國際關系逐漸修復，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逐步增強，逐步成為歐盟的中堅力量。與此同時，德國還與其他國家一起舉辦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活動，向世界傳遞勿忘歷史、珍愛和平的理念。歷史表明，悔罪才能和解，和解必須悔罪。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日本在對待戰爭罪行上始終是避重就輕、避實就虛，企圖將歷史罪行輕描淡寫、一筆抹過。作為日本“頭號戰犯”的裕仁天皇，一直到死也沒有對日本侵略過的受害國和人民表示謝罪之意。南京大屠殺是日本侵略軍對中國人民犯下的令人發指的滔天罪行，可是日本右翼勢力卻極力狡辯，“南京事件的真相還不清楚”，“戰爭中殺人本來就不算殺人”，把南京大屠殺改為“南京事件”，“屠殺”改成“殺害”，屠殺的30萬人改成“許多”。1995年，日本國會通過的《戰后50周年決議》根本不提“謝罪”兩字。在戰后相當長的時間內，日本政府愚弄民眾，掩蓋歷史真相，美化侵略戰爭和戰犯。首相安倍在美國的演講中稱慰安婦受害者是“人身買賣”，公然掩蓋與歪曲歷史。日本地方政府甚至著手為二戰時臭名昭著的“神風特攻隊”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公開宣傳狂熱的軍國主義思想。這些錯誤言論行徑都遭到了中韓等國的強烈駁斥。承認歷史罪行有助于化解歷史仇恨，改善中日關系，增進民族交往，這是日本政府應該秉持的基本常識。“70年前，日本輸掉了戰爭。70年后，日本不應再輸掉良知。”這是我國政府的誠摯勸告。在日本侵略戰爭失敗70周年之際，日本面臨重大抉擇，必須反省自責、改弦易轍。否則，一意孤行，將與亞洲與世界各國更加疏遠。

　　三、保存歷史記憶，才能避免重蹈覆轍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只有保存為歷史記憶，才能成其為教科書。對于在二戰中因發動侵略戰爭而給本國帶來滅頂之災、給世界造就空前悲劇的德國和日本來說，殷鑒不遠。時刻牢記歷史的慘痛教訓，將這種歷史記憶長期保存起來和傳遞下去，才可能“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今年1月27日，國際社會隆重紀念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70周年暨“國際大屠殺紀念日”。德國總理默克爾重申，“當年的記憶要讓下一代銘記在心，好讓他們避免重蹈覆轍。”

　　一個民族保存歷史記憶的重要載體是面向青年一代的歷史教科書。德國教育法規定，歷史教科書必須包含足夠的有關納粹時期歷史的內容，學校教師必須對有關納粹專制的歷史進行深入講解，特別是要講解關于集中營和大屠殺的內容。今天在德國的歷史教科書中，沒有為希特勒侵略罪行翻案的內容，中學生都知道希特勒對世界人民犯有侵略罪行。在直觀的歷史記憶方面，20世紀60年代起，德國在原集中營或俘虜營舊址建立了60多個紀念納粹受害者的場館，成為教育國民的重要場所。為了讓世人永遠不忘納粹罪行，真誠地向被納粹無辜屠殺的600萬猶太人謝罪，德國在柏林市中心為被害猶太人建立了一個醒目的永久性紀念物——“大屠殺紀念碑林”，2005年落成。德國還通過藝術形式來保存歷史記憶，如在全球引起轟動的《希特勒的最后十二夜》等。這樣的民族歷史記憶是沉痛的，但卻是迷途知返的清醒劑，是循規蹈矩的警鐘鳴。歷史記憶在時時警醒著這個民族，誰要是還想回到過去，既是喪失智力，也是丟掉良知。

　　在同樣的問題上，日本則是通過不斷修改歷史教科書，來達到篡改歷史事實、制造虛假歷史記憶的目的。日本文部省多次大肆篡改歷史教科書，招致亞洲各國政府及人民的強烈抗議。2001年，日本政府宣布審查通過了2002年開始使用的中學生歷史教科書，書中把侵略我國東北，建立偽滿洲國，說成是“日本想在中國大陸建立第一個現代的法治國家，由此滿洲國取得了快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得到了提高。”南京大屠殺已經進入世界多個國家的歷史教科書中，成為法西斯主義罪證的有力證明，然而日本歷史教科書中卻對此遮遮掩掩，反復糾纏于一些細枝末節的問題，對戰爭罪責絕口不提。相反，大量粉飾戰爭罪行的內容充斥日本歷史教育之中，日本歷史教科書中反復強調日本侵略為周邊國家帶來的所謂“積極地改變”，將盟軍對日本法西斯的反攻渲染成日本人民遭受的戰爭苦難，又先后推出《軍閥》《尊嚴》《山本五十六》和《啊，海軍》等許多歌頌戰犯和侵略戰爭的電影和電視片。這樣改頭換面、偷天換日的歷史教育，使許多日本青少年對當年日本給中國和亞洲人民帶來的災難全然不知或知之甚少，甚至同情雙手沾滿中國和亞洲人民鮮血的日本戰犯。日本政府要想取信于國民、取信于世界，就必須還70年前的歷史以本來面目，不然的話，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后患無窮。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對于德國和日本而言，與“沉舟”和“病樹”永別，是走出一條遠行的路、走向光明的未來的戰略抉擇。世界都看得很清楚，德國在脫胎換骨、向新向好，而日本卻仍在踟躕不前，甚至執迷不悟。奉勸日本當局，70年了，不能再這樣下去了，不能不對歷史、對世界、對自己有個交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