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特朗普最近的作為及其就職演講,讓人感到他還保持著競選時的風格:完全把自己當成華盛頓的外來者,也覺得自己是具有魅力的超凡領袖,視這些年來由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為敝屐,加以痛斥。對冷戰后主導全球的那一套被中國網民稱之為“圣母”“白左”的文化理念極為蔑視,也并不強調傳統西方的自由民主等理念。這些都擺在臉上,直接說出來。

　　他的觀念是國家利益至上,美國第一,主張愛國主義。對世界的看法是不想再在觀念上主導世界,不想再用理念來引導、管控和制約其他國家,不想把生活方式強加于人,不想在全球推廣理念,只想從全球得到實惠。

　　特朗普所在意的是他的基本支持者,始終向他們喊話,仍然痛斥建制派。他根本不再強調冷戰后這些年美國原有的意識形態和話語的意義,要以直接了當的美國利益,甚至是美國失意的傳統中產群體的利益來影響和改變美國和世界。

　　這其實是美國的重大變化,它當然會對美國本身和全球產生重大沖擊。這種沖擊當然會在經濟和社會、政治等領域發揮作用。但其對文化的影響其實更加關鍵,也決定了他的思路和原有話語之間深刻的矛盾所在。

　　這些觀念當然和美國的主流觀念大相徑庭。冷戰后美國的主流話語有兩個方面:一個是西方原有的民主自由、自由貿易等西方傳統大話語;另一個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逐步在西方主流化的,以所謂全球關懷為中心的新話語及“高概念”。這些高概念吸納了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些西方偏左的思潮理念。最早由歐洲主導,美國自由派精英跟上,如環境保護,少數權益,性別平等和同性權利,動物權利等多種話語構成的,所謂“政治正確”的新主流話語。這些新話語經歷多年所謂“文化戰爭”,成功壓制了保守派,在美國內部也開始完全主流化并向世界傳播。

　　傳統大話語和新話語的組合成為近些年來西方話語和觀念的中心,兩者相互補充,相互依存。這些年來的美國精英都用這一套話語,也就是人們常說的“軟實力”配合“硬實力”對全球發生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成為西方主導這一波全球化的重要觀念和意識中心。西方全球話語當先,國家利益常常隱在后面跟著走。以這一套話語彰顯所謂“全球責任”,來取得對世界的話語強勢,同時把硬實力作為后盾,其他不同的社會往往對這套組合應對困難。

　　但特朗普卻認為這一套根本不靈,是話語迷信,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教條”妨礙了實際利益,極大地削弱了美國,也讓美國的多數百姓在其間受損,基礎設施殘破,工業和工作機會流失,教育崩壞。這些話語都是沒用且虛幻的,僅僅為一些精英提供了好處。

　　特朗普和美國一些保守派的相似之處,是對 “新話語”有所反感。如氣候變化議程當年都由西方主導,被視為這一波全球化的觀念基石,被很多人認為是絕對不可能有變的。特朗普上臺后第一時間宣布推翻奧巴馬政府的氣候行動計劃。但他和保守派及自由派都不同的地方,是同時對自由貿易、自由民主這些西方傳統大觀念都不當回事,如對北美自由貿易區要重新談判再定規則等等。他所用的是以美國利益為中心的實用導向話語,是一種直接訴諸支持者、給他們帶來收入和好處的實用而具體的實惠。這就讓美國內部主流精英極為厭惡,也讓外部跟美國走的或反美的勢力都無所適從。美國自己不玩原來試圖宣揚給世界,并要主導世界的這一套話語了,這在內部和外部都引發了觀念和文化的多方面沖突。這是西方當下主流話語和傳統國家利益的實用話語間的碰撞。

　　這種觀念和文化沖突讓特朗普把華盛頓精英和建制派都視為大問題,無論左右精英都不受他待見。但現實是,特朗普自己根本不可能脫離這些精英和建制派。這些人是原來美國主導全球化那一套觀念和話語的堅持者,無論在議會還是行政層面,這些人還是主流。他們在行事風格上與特朗普格格不入,特朗普起用的外來者也和這些人不合拍。他們從根本上覺得特朗普不靠譜,特朗普也覺得他們始終反對他。

　　一個“卡里斯瑪”型領袖面對他所不能有所作為的建制,一般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徹底改變,干脆動手術;一種是協調溝通磨合,讓他們為他所用的同時對他們有所讓步。現在看,特朗普走這兩條路都有難度。徹底動手術,美國環境不允許。協調溝通磨合,現在已經雞飛狗跳。特朗普也可能面臨施政不出白宮的困局。他的理念好壞不論,但其政治技巧和運作能力目前看來都相對粗糙。僅在推特直接訴諸支持者或總統直接發令,但那些媒體和機構卻是他繞不過去的。這種困局如果處理不好,未來四年的美國將面臨各種分裂對立,糾紛矛盾,消耗空轉,內部的困擾會讓美國的國際運作也出現問題。除非特朗普有極為高超的整合能力和平衡技巧,否則其施政的效力不彰將讓他更加激進,也會和建制派有更多的沖突矛盾。而這種矛盾植根于觀念和話語的根本分歧。

　　而在全球,特朗普的文化和觀念也形成了相當大的不確定性。人們看不清美國內部的變化,也看不清特朗普是否能夠真正主導美國,而美國又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這確實讓人們感受到強烈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作者是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