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聯合報》1日發表社論表示，臺灣“司法院長”翁岳生今日卸任，他所領導的八年“司法”改革工程亦以形象破毀收場，空留遺憾。改革向來不易，司改亦非例外；然八年改革之敗，原因萬縷，追根究柢卻是敗在失去“以民為念”的改革信念。格局日小，尊嚴日失，終于走入敗局，足為新任“司法院長”戒。

　　社論指出，“司改”的第一大難，在于政治力侵犯“司法”。“司法”在“憲政”架構中原處于相對弱勢，欲與“行政”、“立法”權抗衡，只有仰賴公信形成的民意支持。過往“司法”公信不立，一大原因是受政治、行政力量支配；但隨著解嚴、政黨輪替，“司法”本有改運翻身、確立獨立地位的大好機會，翁岳生正站在這個歷史的機會點上。

　　翁岳生在“司法院”掌舵八年八個月，有近七年半是學生陳水扁在位。學法出身的陳水扁，又是代表本土的新生政治勢力，若能協同恩師翁岳生共創“司法”獨立的新紀元，將是臺灣新生的一股穩定力量，必可創造“憲政”美談。結果，卻是令人捶胸頓足，“司法”形象出人意表地大開倒車。

　　陳水扁似乎忘記了歷史，忘記他曾在街頭、在“國會”殿堂捍衛司法的慷慨陳詞；他以“總統”身分多次輕率地發言消費“司法”，別說什么共創“司法”獨立的新紀元，根本是利用“總統”職務之便，為政治利益公開欺凌“司法”。

　　社論認為，過去八年“司法”亟須重建威信的關鍵時期，翁岳生的選擇尤為關鍵，但他卻躲在“司法”權不應隨意涉入政治、須保留“憲政”最后機制的借口里，任由陳水扁為所欲為。殊不知，“司法”沒有了公信，什么憑借都沒有了；不管做什么，都會有人民懷疑政治力寄身其中。翁岳生說是不愿涉入政治，其實是不愿、也不敢拂逆陳水扁，不敢對抗欺凌“司法”的政治力。

　　翁岳生在關鍵時刻選擇了逃避，以致“司法”公信非但未能在最好的時機一飛沖天，擺脫過去，昂然展現為誰都不敢侵辱的獨立形象；反而卻令“司法”繼續耗損能量，不時和政治妥協或交混。陳水扁和翁岳生都未能“以民為念”，回到“司法”的最終本質去看待“司法”，為人民著想，以致失去改革的準則，壞了“司法”改革的大好契機。

　　司改的第二難，和其他各種改革一樣，在調和各種內外勢力，但調和的最高指導原則，仍在“以民為念”的改革初衷。否則，那就不是改革，而是利益的重分配了。

　　司法改革牽涉層面很廣，審判機關、檢警機關、律師，和學術界都對之有意見。翁岳生于1999年就任“司法院長”當年，促成審、檢、辯、學召開全臺“司法”改革會議，作出不少結論，本可做為推動“司法”改革的憑據，一時儼然成為“司法”界的盛事。若能依據結論戮力執行，推動“司法”組織、訴訟制度的“修法”，即可嚴謹化訴訟的過程，讓人民能及早得到正確的訴訟結果；案子因此自然減少，法官的辦案負擔也就能同時減輕，連帶“司法”組織就能精簡。

　　社論表示，細致化這套改革理念，應該是以人民及早獲得迅速、正確審判結果為先；至于組織的整并只是附隨的效應，可以水到渠成。不過，這套改革理念在執行時，卻是組織、訴訟制度的改造同時進行，忽略了改革過程中一定會碰到的審判文化改變，及案件減少致律師生計明顯受到影響的現實沖突；結果，組織及制度的改造，都因涉及特定團體的杯葛，甚至攀附政治勢力以抗衡的拉扯而受挫。

　　遇此改革瓶頸，要對癥下藥，須從杯葛勢力產生的問題源頭去溝通，并調整改革的順序。例如，加強和三審溝通，躍身為新的審判文化塑形，并回到改革為民的立基點上，主導修正訴訟制度，以使訴訟能正確迅速判決；在未能完成“修法”前，則要盡可能透過行政監督，使壞法官無顏立足，提升審判的品質。但是，很少直接接觸審判民眾的翁岳生，無法親身感受小民歷經訴訟折磨之苦，在改革過程中，很容易因為眼前的民間團體，或法官的抱怨而躊躇，停滯了改革的步伐。

　　社論認為，其實，若能認清“司法為民”的本質，翁岳生至少可以建立“司法”改革以人民為大，什么都不怕的新“司法”文化；然而，從1972年即開始擔任“大法官”的翁岳生，還是無法拋棄自我的禁錮，無論對“總統”，對特定團體，都沒有展現為人民、為“司法”獻身的風骨，以致成為“司法”改革歷程中的又一名過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