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學費調整辦法日前公布，規定新學年度調漲幅度不可超過2.88%，臺灣《中國時報》29日發表社論說，不少大學都反應此種調漲方式很難反映辦學成本，無法有效改善大學質量。但各大學也都已經陸續提出調漲案給臺灣教育部門審核，趨勢上未來多數大學朝調漲的方向走，恐怕是已經確定了。
社論說，這波大學學費調漲之所以會引發爭議，除了正好碰上通貨膨脹，時機的選擇太過敏感外，最主要還是臺大李校長發言捅到了馬蜂窩，他指出符合低收入戶相關補助金的臺大學生，過去只占1.5%，擁有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臺大家長，卻只要繳私立大學一半不到的費用，讓其子弟享受臺灣最好的教育質量，這是相當不公平的。
社論指出，姑不論這樣的論調是否讓許多臺大學生感到不服氣，李校長某種程度上確也反映了臺灣長期以來高教學費的調漲盲點。早在1976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12-2006）曾提出：“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Free Lunch》的名言。當時島內天下雜志創辦人高希均教授參考弗里德曼的學說，對于那時的大學低學費政策提出了大學教育重視的是質量而非便宜價格的看法，認為如果繼續采取低學費政策，不但無法讓大學質量全面提升，反而會造成臺當局長期補助中上階層子弟、忽略弱勢家庭，造成劫貧濟富的不公平現象。
由于當時處在上世紀70年代，臺灣人均所得只有1700美金，社會上貧富差距不大，多數人相信只要努力、就有光明的未來，包括通過大學聯考制度，就可以有向上階級流動的機會。當時高希均教授的主張并未受到重視，臺當局仍然大量補貼公立學校，就讀公立大學每年每生只要交4000到5000元，雖然私立學校收費仍高于公立大學，但每個家庭的教育支出比例不大，應屬于低學費時代。
社論還表示，事隔卅年之后，在歐美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島內歷經以松綁與放權為主軸，重視自由、競爭與效率等原則的十多年教改之后，在社會貧富差距加大之后，家庭資源與所住地區的城鄉之別，成了影響中小學生教育成就的關鍵因素。透過大學教育來進行翻身的機會相對在減少中。尤其幾年前臺大經濟系教授駱明慶的《誰是臺大學生》的報告，以臺大為例，說明公立大學的低學費政策，其實只是幫助了中上家庭，并未真正協助弱勢家庭子弟。例如以目前臺灣居民平均所得約美金一萬六千元為例、公立大學學費每年只有約五到六萬元，私立學校卻高達十萬元以上，與卅年間國民所得與公私立大學學費相比雖漲了近十倍，可是過去的居民所得分配差距不大，如今臺灣所得分配差距逐漸擴大，所得最高的前10％和最后的10％來比較，兩者差距高達卅幾倍，甚至所得最高家庭全年勞動報酬是最低家庭卅六倍！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繼續維持現有大學學費的結構，只會造成“利富”而非“利貧”效果，甚至更加助長貧富差距的擴大。
只要花些心思去了解一下，就不難發現目前有為數不少的臺灣私立大學在學生，有因為不堪學費沉重負擔而選擇提前休學者，有因為每學期都申請助學貸款而提前欠下巨額債務者，也有超時打工以賺取學費者，他們享有的教學資源與空間，與公立大學完全不能比，他們畢業后的競爭力也可能不如公立大學的畢業生，但他們卻必須付出比就讀公立大學更昂貴的學費、甚至更沉重的交通與住宿成本，才能完成他們的學位。這種差別待遇，要說是符合公平的原則，恐怕是他們所不能接受的吧！
社論最后說，而臺灣高等教育學費的每年調漲，未曾真正解決公私立大學收費的懸殊問題，何嘗不是讓富人享有白吃的午餐又一例！放眼世界許多先進國家，高等教育真的沒有可以白吃的午餐，尤其是在追求世界一流大學的同時，如果要大學質量更好，甚至貧困學生可以受到更好的照顧，拉近公私立大學學費的差距，何嘗不是一個開始！
[責任編輯：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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