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幾番政策周轉，臺灣“行政院”終于決定發放消費券，以直接發錢給民眾的方式，刺激民間消費，為疲弱不振的內需點燃希望之火。

　　臺灣《經濟日報》17日社論指出，三個多月來，我們大聲疾呼以退稅、補助或儲值卡等方式給予家庭挹注，以緩和生活壓力，提振需求，如今當局終有回應，盡管有些慢了，仍值得肯定；但目前具體實施作法尚有斟酌，我們建議以從速、從簡、從寬的原則，放手去做，讓消費券的預期效益發揮到最大。

　　社論認為，以發放消費券擴大內需是必要的。全球金融海嘯狂襲之后，資產泡沫破滅的信用重整，正進入漫長的修整期；現在全球經濟最急迫的課題，是整個需求的熄火。金融危機對實體面的沖擊在預期之中，但出乎預料的是，網路科技及全球化加速、加大了這個傳導過程，令全球性的經濟緊縮倏忽而至；其不僅傷害個體企業的營運、扭曲產業鏈、重擊就業市場、經濟成長停滯，更帶來通貨緊縮的威脅，使總體經濟面臨需求下跌、價格下跌、獲利下跌，以致投資收縮、就業收縮、民眾所得收縮的惡性循環，反將花費更大的力氣因應，事倍而功半，甚至不可及。因此，不能任令需求不振的情勢惡化。

　　以成本效益來看，發放消費券也是目前最好用的擴大內需工具。在種種積極財政政策的選項中，提振企業投資及公共投資是最常被運用的，因其不僅有助于增加當年度支出，新增投資還具備在未來景氣復蘇時發揮提升效率的功能；但以現況而言，兩者都要做，但也都有緩不濟急的問題，等到投資真正動了，經濟情勢早已惡化，效果就會打折扣。減稅也是選項之一，但因涉及整體稅制的變動，不宜躁進，非屬立即可用，效果也有時間遞延性。

　　社論續指出，相對的，退稅與消費券都是一次性作為，確會升高財政壓力，但對制度面的影響小，并因消費券的針對性更高于現金退稅，立即刺激效應也最直接明顯；如果真要振興消費，這應是現下最好選項之一，民眾也非常期待。經濟學家凱因斯曾說，“在長期，我們都死了”，強調短期應變的重要；另一派學者傅利曼則說，“在長期，我們的孩子都要活下去”，主張不能過度短視，毀掉長期。以消費券來說，就是既顧短期，又不會導致長期重傷的選項。

　　當然，社論也指出，消費券因為不是直接發放現金，須透過商家中轉，故而容易出現弊端；之前對公務員提供的旅游卡補助就曾出現“假消費，真領款”的問題。不過，任何政策都沒有完美無缺的方案，總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只要缺失能夠獲得控制，并能對預期效果有一定掌握，那就要勇往直前，不能因此瞻前顧后，反而錯失契機。再者，任何政策也都會出現不同經濟目標間的沖突，就像這次為了預防經濟動能全失，暫時放掉財政考量一樣，有時，就是必須因應當下的危機，做出取舍、列出優先目標。準此，在消費需求急速熄火、短期又看不到回升跡象下，當局發放消費券政策既定，就要從速、從簡、從寬，讓令出即行、效果立現。

　　基本上，目前消費券存有額度多寡、排富與否、發放單位及發放形式等四大待議問題。在額度上，應先設定總規模，以今年預估民間消費約7.7兆元、占生產毛額（GDP）六成計算，民間消費每增加1%、約770億元，可使經濟成長率上升0.6個百分點，加上產業關聯效果及所創造的就業機會，經濟振興效應更大；但這不是愈多愈好，除了不能完全置財政于不顧，邊際效應也會鈍化。以臺灣債務余額占GDP四成計，尚有6,800億元空間，考量隱藏性債務，1,000億元左右的規模應屬可控制，當局可從寬考量。

　　社論最后說，至于排富、發放單位及形式，可以一起思考。依所得消費傾向（每增加1元所得會增加的消費）而言，愈低所得者，其消費傾向愈高，高所得者不會因為所得增加而同比率增加消費，故而其激勵島內需求之作用即弱。而且，高所得者較傾向于購買高價進口貨，也對激勵島內市場助益較小。但依“行政院”目前規劃，以年所得120萬元為上限，八成家戶可以涵蓋，其面向已十分廣大，所發揮激勵作用應符預期。目前“行政院”顧慮發行儲值卡成本偏高，其實若適度變通，就可直接運用現有的健保卡做為發放介面，成本低，又少弊端，快速又簡單。但定此上限后，即不須錙銖計較有多少漏網之魚，反而使執行時間與成本大為提升，只要適度提出警告，要君子自重就可以了。

　　簡單一句話，就是要做就要快；只要政策的后遺癥可以控制，就趕緊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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