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捷事件是偶發變態還是社會病態？

　　臺灣不久前爆發的北捷隨機殺人案，兇手鄭捷因“大規模殺人”被求處死刑。臺灣《中國時報》25日發表評論說，這個結果平民憤、警效尤，符合一般期待。但這就了了嗎？文章摘編如下：

　　案發之初，人們紛紛猜測鄭捷究竟哪里“失常”；似乎只要將其解讀為變態特例，日子便可回復“正常”。

　　但我們細讀起訴書里精神鑒定紀錄即知：本案最特殊、也最令人擔憂之處，正在于兇犯的“正常”。

　　鄭捷非特例還有鄭捷們

　　不論就出身（關系和諧的小康家庭）或學習經歷（在師長眼中并非偏激、怪異的學生）來說，鄭捷就是一般人。他相信突出獨特的個人標記，可吸引他人注意，亦符合社會風尚。既自我又自戀，虛無且相對主義，不在乎社會規范、為反對而反對，更反映著他這個世代的氛圍。可以說，鄭捷基本上并未脫離大潮。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鄭捷不論是一度進入軍校，或被退學后策劃捷運作案，想做的“大事”一直就是要大量殺人；其犯案前完善籌劃、犯案時冷靜精準、犯案后平靜自在，原因全在“觀念偏差”。

　　而案發后，網上表達意欲仿效的“鄭捷們”竟如雨后春筍般冒出，又可見鄭捷并非特例。我們若僅將其視為偶發的變態，顯然就忽視了整體社會的病態。

　　試看“鄭捷們”成長于怎樣的教育環境？

　　一、相信強權即公理：

　　日本殖民臺灣，殺我生民、侵我權益，更以“支那豬”、“清國奴”踐踏我尊嚴，以“暴支”丑化我祖國，以“蒙昧落后”詆毀我先圣前賢倡行仁義禮智之先進，以皇民化抹去我文化認同，并以臺民為炮灰，強迫跨海侵凌我同胞。但對這個至今還在利用兩岸鬩墻漁翁得利的日本，臺灣朝野爭相感其“恩”、頌其“功”，而讓今日臺灣民眾繼續看扁祖先、賤視自己、仰望日本。

　　另一方面，美國為維持其世界霸權，在全球各地竊聽、造亂，以種種卑劣行徑侵蝕他國整合。臺灣卻上下一致站在美國立場，自愿受其利用、損人辱己。

　　在這樣一個贊頌強暴、大是大非全然顛倒的社會里，鄭捷們能學到什么？

　　社會打混仗孩子怎道德

　　二、混沌虛無先為己：

　　幾經政黨輪替，藍綠當局皆無意調查各種政治懸案，還給社會遲來的正義，卻意在養案自肥、接收選民。“國會”里少數人把持的黑箱協商仍左右著“立法”與政策，分贓政治仍助長著不公不義。政客們不圖完備問責機制、強化“憲政”傳統，反倒一方面藉漏謀私，一方面又不斷訴諸體制外抗爭，以各種欺世盜名的漂亮口號模糊議題、炒作民粹，再三撕裂社會、搗毀“憲政”體制。

　　這個從真相到責任樣樣打混仗的社會，能教出幾個頭腦清楚的孩子？如此魚肉百姓的分贓政治，怎可能激勵出勤懇努力的動機、推己及人的道德意識？

　　于是學校教育自限于授小業、解小惑，在道德淪喪的前提下徒倡多元、快樂。盡管少數良心未泯的老師猶致力于傳大道、解大惑，學生仍以盜賊為宗師、視先賢為欺妄。于是社會成功教育出大批冷漠茍活、追求小確幸的相對主義者，而有心“做大事”、成為somebody者，只能仿效張牙舞爪的名嘴、貪贓枉法的政客、聚眾作惡的職業社運領袖，或鄭捷這種喋血獨行俠。

　　楊志良曾批評這個世代是“四不”（不婚、不生、不養、不活）“一沒有”（沒有前景）。但鄭捷們提醒我們：臺灣的問題遠非個體消極不作為，實乃更具集體毀滅性。我們能不猛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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