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長文曾以“受縛的神龍”比喻效能低落的政府。他把政治權力比喻為一只神龍，強大力量既能為善也能為惡。因此，人們一方面向神龍祈求他為善，另一方面也對神龍不放心，不斷地在神龍的身上施加鎖鏈，限制他的神力。當鎖鏈一道道加上后，神龍為惡的力量縮小了，但動彈不得的神龍也失去了為善的力量。

　　臺灣《中國時報》13日社論指出：這個寓言指出臺灣當局快速弱化的殘酷現(xiàn)實。以10月世界競爭力論壇公布的競爭力排名來看，臺灣倒退一名，其中拖累整體表現(xiàn)的三大項目，其中兩項就是政策不穩(wěn)定與政府效能不彰。

　　政府效能是社會發(fā)展的核心引擎，一旦政府失能，社會就只能陷入停滯甚至倒退。政府格局若不能改變，政府效能如果不能夠獲得根本性、結構性改善，臺灣經(jīng)濟就會繼續(xù)沉淪，企業(yè)競爭力愈來愈低，22K薪資魔咒也難以擺脫。

　　正確的探究病因，才能對癥的開出處方。也就是要全面、重新的檢視政府權力的衡平性。不妨從美國政治學教授法蘭西斯·福山的社會良序三要素：強政府、法治和民主問責來檢視臺灣的政治環(huán)境與社會現(xiàn)狀。

　　這三要素，臺灣顯然都出現(xiàn)了很大的問題。雖然福山把強政府放在第一位，但在這里，我們不妨倒過來看。先論民主問責，權力分立的目的是節(jié)制濫權，而不是癱瘓行政，這就需要不同的分權部門，可以確實的各司其職，不逾本分的發(fā)揮功能，這就需要充分的民主問責。

　　然而，在臺灣，各權力部門民主問責的運作顯然不佳，以“立法權”為例，“立法權”原是規(guī)則的制定者，但一方面“立法院”長期不彰的議事效能與長期不破的密室分贓，使得代議民主的原意不能落實；另一方面各為己利的“立法委員”，又頻頻越界干預行政權與政策執(zhí)行，成為不需負責的“權力影武者”，惡性綁架行政、拖垮行政效能。這一點，需要包括打破密室協(xié)商在內的強力“立法院”改革，才有可能讓民主問責回到常軌。但不管是朱立倫與蔡英文，卻都只是煙火施放式的，把“立法院”改革當做圣誕裝飾般的進步口號，在王金平與柯建銘一番淺碟叫陣，最后還是喊過即丟、船過水無痕。

　　臺灣其他的權力部門，如有第四權之稱的新聞媒體，雖然在節(jié)制濫權上扮演重要角色，但部分媒體品質參差、求證不實、甚至淪為打手的現(xiàn)象，不能否認，也是造成臺灣民主品質低落、行政效能不彰的原因。

　　再看法治，從太陽花學運到反課綱學生對臺當局的沖撞；頂新案無罪判決，最不該也最沒有資格批評“司法”個案的政治人物，卻跟著民眾憤怒痛批“司法”，這些都可以看到臺灣法治精神不足的隱憂。法治不僅是保障人民權利的最重要防線，也是讓人民行事、臺當局作為有標準可據(jù)的指南針，法治的破壞，將全面的造成人民、團體與臺當局的無所適從，使得從事公務的臺當局人員更加深“不做不錯”的消極性。法治觀念不彰，這也是臺灣“弱政府”形成的重要因素。

　　民主問責與法治的落實，才能為“強政府”奠下基礎。在這個基礎上，領導人一方面必須要有不畏民粹的勇氣，一方面又要有建立民信的能力。這是一個困難的藝術，卻是臺灣地區(qū)領導人參選人的必修學分。可惜的是，面對殘破的“弱政府”，對于如何重建“政府”效能？蔡朱二人在這方面的論述都可謂交了白卷。而蔡英文過去聲援學生占領官署的作法，更是為未來反對者沖撞臺當局提供了正當性，成為重建臺當局效能的反面素材。

　　臺當局效能的重建，臺灣困局的逆轉，領導人的角色固然關鍵，但必須說，人民也應把這兩大功課視為自己的責任。領導人沒魄力重振“政府”效能，臺灣就難有前進的動能；如果人民觀念沒改，不能尊重法治，不能實踐民主問責，并同時給臺當局做事空間的話，換哪一黨執(zhí)政都沒用，“強政府”無以立，“弱政府”繼續(xù)爛，臺灣這條龍就注定只能續(xù)困淺灘，繼續(xù)向下沉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