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沾了一位著名作家的光，應臺灣企業家嚴長壽先生邀請，訪問臺中。從此，我心目中的臺中地標，是一條當中草地比車道還寬的“綠道”，也稱為美術園道。初夏和暖的陽光下，臺中市交響樂團兒童團坐在草地上排練，一張張聰慧純真的面孔，比悠揚的琴聲更令人駐足。今年春天，隨香港中文大學與“文化臺灣”基金會舉辦的內地企業家臺港雙周游學團，再次訪問臺灣。

　　臺中市長胡志強是牛津大學國際關系學博士。他每年的施政報告以文化政策開篇。說起6年前市民平均每年參與4次文化活動，而現在為每年20次，全臺灣第一，他難掩得意之情。政府預算中，4%用來推廣文化活動。當晚我參加了在臺中圓形露天劇場舉辦的民歌演唱會。劇場內可容納一萬人，設計者聰明地讓另外兩萬人，可以通過大屏幕在外圍草地觀看。當晚座無虛席，歌手包括羅大佑，臺下坐著馬英九。那位作家朋友后來在文章中抱怨坐頭排的馬英九太高，擋住了她的視線。我禁不住頻頻留意座中一對夫婦，妻子一條衣袖空垂，丈夫隨音樂在她腿上輕拍。一曲畢，二人默契地各舉起一只手掌對擊。他們看得開懷盡興，旁觀者為之心有戚戚。那是胡市長和他車禍余生的太太邵曉鈴。

　　當晚的演唱會免費。次日，有位女士告訴我，她聽過一次蒙古馬頭琴表演，很受感動，打算邀請演奏者到臺中來，市文化局已經答應資助20萬臺幣，她需要另外向企業家籌集60萬。是否接受政府資助，是個難題。因為由政府出面組織的活動，必須免費向市民開放。這位女士和她先生，還有此行遇見的許多臺灣各階層的人士，自稱是推動臺灣文化建設的志工。在臺灣企業家中，可以找到許多嚴長壽先生的同路人，他們是為臺灣文化擊掌的其中一只手掌。

　　2009年，嚴長壽先生創建了“公益平臺文化臺灣”基金會。基金會一方面與政府合作，推動公共事務，另一方面以專業標準組織培訓，并協助原住民藝術家找到自己的舞臺，讓當地青少年發揮潛能與創造力。嚴先生常說：“罵是沒有用的，卷起袖子來干活”，這表現出企業家的特質。當然，在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有社會擔當與文化關懷的生意人畢竟是少數，但只要社會給有關懷的人一個空間，讓他們可以身體力行，就會發生改變。要是給他們一個舞臺，讓他們可以振臂一呼，必有應者。看嚴先生的卓越成就，我腦袋里涌出許多問號：一位企業家，民間人士，怎么能夠去參與政府不少重要規劃？他的著述講述了其間的艱難和“技巧”，他的參與并非都是應邀作為顧問，更多是他和他的同道爭取來的機會。

　　聽到不少到臺灣去過的人評論說，臺灣民間生氣勃勃，政治一派亂象，政府問題多多。實際上，觀光者看到的成績后面，是官方與民間共同的默默耕耘。如果沒有把握資源的政府支持，民間能夠獨立發揮作用的空間其實有限。例如讓年輕人回鄉創業，同樣是政府努力的方向。臺灣的社區營造計劃，提出扎根、永續（即“可持續”）。有趣的是，因為文化的根基，故鄉的認同，才可以令人有回家的長久和根本的沖動。大陸也有類似的鄉村建設計劃，稱之為新農村建設。遺憾的是，文化在其中的分量還不夠。

　　我們訪問過的NGO，當然都是主人家精心挑選的十分成功的例子。同行的企業家，三句話不離本行，常常太過于直截了當地問及經費來源、投入產出等問題。一般政府的資助都占30%~70%，項目都靠向政府投標競爭而獲得資助。當然，這些組織中精明能干的員工、熱情的志工，看來才是最為寶貴的財富。不少能干、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選擇投身社會服務，家庭主婦、退休的人進入志工隊伍，是臺灣的一道獨特風景。

　　臺灣的“文化扎根運動”，據說與1980年代的本土化運動并生。文化政策漸自貫穿并融合在政府施政理念之中。龍應臺在2009年擔任臺北市文化局長時，就文化及文化政策都寫過文章，最簡單的定義是：“文化其實體現在一個人能如何對待他人，對待自己，如何對待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日子怎么過，就是文化。”延伸而言，對人的關懷，即文化關懷，反之亦然。嚴長壽先生則認為，文化是臺灣觀光最大的附加值，最重要的工程是落實文化政策，這才是臺灣最值得驕傲的軟實力。

　　臺灣的文化和中華文化結緣，源遠流長。不僅如此，1950年代后的臺灣文學與藝術，傳承了在另一塊大地上被拋卻的衣缽。讀一讀余光中的詩文、王鼎鈞的《流亡四部曲》、齊邦媛的《巨流河》、龍應臺的《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便可以明白。當然，各種宗教在這里可以傳承、共生，也是提供文化多元發展、凝聚社會健康力量的重要因素。多虧1980年代的本土化運動，令多姿多彩的原住民文化受到重視，而臺灣文化與國際不同文化得以交融互補。這就是嚴長壽先生常說的臺灣獨特的軟實力。（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培訓計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