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新華澳報》23日刊載富權的文章指出，蘇貞昌在籌設“中國事務委員會”的過程中，尤其是在最后幾天所使用的兩面手法，確是令人感到，蘇貞昌已不再是過去的只管“沖沖沖”，不會耍權謀的“埋頭苦干派”，而是沖勁盡失，卻是充滿算計的權術者。

　　全文摘編如下：

　　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在籌組“中國事務委員會”的過程中，盡情地玩弄權術，大耍兩面手法。他曾經在民進黨“總統”初選中攻擊其競爭對手謝長廷“奸巧”，其實現在他自己對待謝長廷的手法才是“奸巧”，也把包括蔡英文在內的民進黨內一眾精英玩弄在股掌之中。

　　實際上，蘇貞昌在籌設“中國事務委員會”的過程中，尤其是在最后幾天所使用的兩面手法，確是令人感到，蘇貞昌已不再是過去的只管“沖沖沖”，不會耍權謀的“埋頭苦干派”，而是沖勁盡失，卻是充滿算計的權術者。　

　　其一，是在“中國事務委員會”的定位上玩弄兩面手法。針對蔡英文在“總統”選戰中輸給了兩岸政策和“九二共識”的現實，民進黨必須轉型，調整大陸政策，并與對岸進行交流，這不但是蔡英文“敗選檢討報告”的主要內容，也是蘇貞昌在民進黨主席選舉中作出的承諾。按照當時的設想，他在當選并接任主席后，除了恢復“中國事務部”，作為民進黨中央兩岸政策的研究幕僚機構之外，還將新設位階較高的“中國事務委員會”，作為與對岸進行交流的平臺，并向謝長廷作出兩項承諾，一是在上任后成立承擔“民共交流平臺”職能的“中國事務委員會”，二是將會邀請謝長廷擔任該“委員會”的“主委”。正是這兩項承諾，促成了謝長廷的登陸“開展之旅”，為未來出任“中國事務委員會主委”并主持民進黨的與中共的交流活動作“熱身”。　

　　但是，蘇貞昌最后不但是拒絕了謝長廷、陳菊、許信良等人將“中國事務委員會”改名為“兩岸事務委員會”或“大陸事務委員會”的建議，堅持將其定名為“中國事務委員會”，擺明了繼續堅持民進黨“一邊一國論”的“臺獨”立場，等于是否定了這個機構是“民共交流平臺”的設想，大陸也根本不可能認同并接受這個“平臺”。為此，蘇貞昌乾脆在所擬定的“中國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中，對其定位、任務，就沒有向初始設想那樣，賦予與大陸進行黨際交流的職能，而只是一個政策研究機構；即使是涉及兩岸交流部份，也只不過是為民進黨擬定進行兩岸交流的策略與原則，而不是作為執行民共兩黨接觸及交流任務的機構。實際上，除了其名稱之外，明訂其任務的“中國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的第二條，所賦予的五項任務：“一、關于中國政治、經濟及社會情勢之研判。二、關于兩岸關系現況之檢討與未來之因應。三、關于兩岸政策現況之檢討與未來之因應。四、關于本黨與大陸交流之策略與原則之擬定。五、其他有關兩岸及區域情勢之研判。”就沒有一條是將之作為“民共交流平臺”的。　

　　但很奇怪的是，盡管無論是從名稱還是在其所承擔任務中，都不具“交流”的宗旨和功能，但在“中國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中，卻有五處使用了“兩岸”一詞，一是在其第一條明訂該“委員會”的名稱及成立宗旨中有兩處“兩岸”的概念：“為策定臺灣有關大陸政策與兩岸交流之策略方向，以維護臺灣主權，確保臺海和平及兩岸平等互惠之發展，特設中國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并制定本設置要點。”二是在其明訂任務的第二條，也有三處使用了“兩岸”：“本會之任務如下：一、關于大陸政治、經濟及社會情勢之研判。二、關于兩岸關系現況之檢討與未來之因應。三、關于兩岸政策現況之檢討與未來之因應。四、關于本黨與大陸交流之策略與原則之擬定。五、其他有關兩岸及區域情勢之研判。”為此。民進黨秘書長林錫耀就宣揚，這是民進黨的內規中從未有過的，向對岸表達了最大的善意。然而，倘是要“表達善意”，為何又不干脆將其名稱定為“兩岸事務委員會”？其實，這只不過是行文所需甚至是“被迫為之”而已，尤其是“兩岸交流”一詞，總不能寫成“兩國交流”或“臺中交流”吧？那巳不是“交流”，而是“外交”了，顯然與現行“憲法”的定位相悖。倘是以此來作為參選“總統”的“利器”，借以爭取中間選票，那就難以服人。　

　　其二，是玩弄謝長廷的感情。正如前述，蘇貞昌在競選民進黨主席期間，確實曾對謝長廷作出上述的兩項承諾的。據民進黨中執委洪智坤撰文披露，其目的是要換取謝長廷在主席選舉期間“保持中立，不支持特定候選人”。而當時謝長廷確有履行諾言，依約定在主席選舉期間站在中立立場。但蘇貞昌在事成之后，卻是“過了海就是神仙”，翻臉不認帳，自行宣布自己擔任“中國事務委員會”的召集人。高估了蘇貞昌善意的謝長廷卻是誤信謊言，等了大半年才恍然大悟，原來一切都只是一場騙局，端的是讓信守諾言的謝長廷挨了一記悶棍。　

　　其三，是挑撥蔡英文與謝長廷的關系。就在謝長廷對出任“中國事務委員會主委”充滿了期待之際，蘇貞昌卻又當面邀請蔡英文出任“主委”，并讓其幕僚對外放風。倘果如此，必將引發謝長廷對蔡英文的不滿，從而破壞蔡謝結盟。可能這連蔡英文也敏感地知道利害所在，沒有上當，并連忙發出新聞稿，予以否認，為自己與謝長廷的再次結盟，維護良好氛圍。　

　　其四，是逼迫謝長廷、蔡英文、游錫堃、許信良等“入會”，不但是要借此強調自己是這些“前主席”的“頂爺”，而且也是要借此機會，“高屋建瓴”地壓制他與這些“席長”前輩的恩恩怨怨。實際上，這四位前主席都與蘇貞昌有著不同程度的嫌隙。其中蔡英文、謝長廷二人是前后兩次民進黨“總統”初選中的慘烈競爭；游錫堃則是在2007年的“總統”初選中，偏幫謝長廷而打擊蘇貞昌；許信良則是今年五月的民進黨主席選舉中，公開聲稱因要支持蔡英文而“狙擊”蘇貞昌。而現在蘇貞昌則以自己是黨主席，一定要四人“入會”，等于是蘇主席手下的“高級黨工”。如果不“入會”，就是破壞黨的團結搞分裂。　

　　其五，蘇貞昌拒絕使用幾乎已成黨內外共識的“主委”一詞，而是改用“召集人”的概念，暴露了其既要享受權利而又不想盡義務的滑頭心態。實際上，由于蘇貞昌已經廢掉了“中國事務委員會”的交流功能，只是讓其作為一個政策研究的幕僚機構，因而其定位就是“對內機構”，不具“對外”的功能。因此，其負責人就不是作為“拍板者”，必須承擔成敗責任的“主委”，而只是作為凝聚黨內共識，無須承擔責任的“召集人”。另外，也已為已經明言反對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的游錫堃，及倍感受辱的謝長廷，或會不屑一顧的蔡英文等人拒絕“入會”，而鋪好下臺階。因為“召集人”所領導的，也可以是學者專家，不一定非要是黨內“天王”不可。而“主委”就必須面向諸位黨內要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