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個月來，極端組織“伊拉克和沙姆伊斯蘭國”(ISIS)將伊拉克乃至整個中東攪得沸反盈天，中東大有重蹈歐洲17世紀“三十年戰爭”的危險。ISIS興起與2011年中東劇變直接相關。這場劇變本來被視為阿拉伯民族謀求復興的新嘗試，但在內外勢力干涉下，最終“播下龍種，收獲跳蚤”，要么是軍人政治回潮，要么是極端勢力興起，“阿拉伯之春”完全成了冷笑話。

　　阿拉伯世界悲劇頻發，原因有多方面，最根本原因是中東地緣版圖碎片化，使阿拉伯世界基本喪失了復興自強的物質前提。地緣版圖決定國家實力增長的極限。如果將權力比喻成肌肉，地緣版圖就是骨骼，一個國家實力能強大到何種程度(即能長多少肌肉)，說到底要受骨骼(疆域)大小的限制。國家版圖越遼闊，民族復興的基礎就越扎實;反之，地緣版圖越是碎片化，民族復興希望便越渺茫。

　　阿拉伯世界恰恰屬于后一種情況。7世紀伊斯蘭教創立以來，阿拉伯世界先后經歷了帝國體系、殖民體系、民族國家體系三個發展階段。帝國體系時期(早期的阿拉伯帝國及后期的奧斯曼帝國)，阿拉伯民族地緣版圖最大，也是業績最輝煌的時期。

　　一戰期間，西方鼓動阿拉伯人對奧斯曼帝國造反，并承諾建立統一的阿拉伯國家。但一戰結束后，英法背信棄義，將阿拉伯世界分割成若干小國進行“委任統治”，由此開啟了中東地緣碎片化的歷程。即便是二戰后蓬勃興起的民族解放運動，也是以各自國家為單位，無奈繼承了這一地緣政治苦果。

　　后來的大量事實證明，正是中東地緣版圖的對稱性破碎，使阿拉伯世界既無法避免內部相互爭斗，也無力阻止以色列在中東建國和擴張，更無法抵御外部大國的強權欺凌。最終日趨走下坡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淪為任人宰割的地緣政治棋子和犧牲品。

　　因此，阿拉伯民族要想實現復興，根本辦法就是將已經破碎的地緣版圖重新“縫合”起來，實現阿拉伯世界大聯合。近百年來，這種努力主要體現在兩大思潮和政治運動：一種是基于“阿拉伯民族”而產生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另一種是基于“伊斯蘭信仰”的泛伊斯蘭主義。但由于各國間相互掣肘，更主要的是，美國和以色列等外部勢力也刻意阻撓。二戰以來，凡是主張阿拉伯聯合的領導人，如納賽爾、卡扎菲、薩達姆、阿薩德、阿拉法特等等，都被美以視為死敵和重點打擊對象;相反，那些主張安于現狀的地區領導人，如薩達特等，則得到美國和以色列的力挺。尤其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的失敗，使阿拉伯民族主義威信大減，阿拉伯團結統一夢功虧一簣。

　　換句話說，在帝國主義對中東影響越來越大的國際環境中，阿拉伯世界實現版圖統一，已經變成近乎不可能的任務。這好比是遠古時代的類人猿可以進化成人類，但現代類人猿卻不可能進化成人類了。當前ISIS主張重建“哈里發帝國”的主張看似瘋狂，實則也是想從根子上醫治“阿拉伯衰敗綜合征”，因而其主張不乏“真理的顆粒”。但由于其先天不足，加上現在外邊環境還不如冷戰時期，因此ISIS或許有能力破壞舊秩序，卻絕對無能力建立新秩序，ISIS的存在只會使阿拉伯世界更加動蕩和混亂，而不可能帶來其走向復興。

　　阿拉伯世界正陷入這樣一個怪圈：“不折騰，難受;折騰，更難受”。明明知道問題癥結在哪兒，卻無法醫治痊愈，這才是阿拉伯悲劇中最悲情的地方。

　　這一悲劇對中國極具啟示意義。一百多年前，中國與中東一個是“西亞病夫”，一個是“東亞病夫”;但一百年之后，中國正加速崛起，中東則動蕩衰落。導致二者最大的區別，就在于雙方在構建未來政治體系的初期，對國家統一的極端重要性的認識不同，選擇不同。

　　當時阿拉伯世界領導人侯賽因，先是寄希望于借英國支持謀獨立，后又屈從于英法“委任統治”安排，設計出一套“分家另過”的戰略構想：一個兒子費薩爾統治敘利亞和伊拉克，另一個兒子阿卜杜拉擔任巴勒斯坦國王，他本人擔任漢志國王。這種政治構想，神似843年查理曼大帝的三個孫子瓜分查理曼帝國的愚蠢做法，其結果就是使阿拉伯世界由此變成“粉碎性骨折”，埋下羸弱、內部動蕩和外部干涉禍端。

　　相比之下，中國近代也屢屢面臨被瓜分危險，國共內戰時期，美蘇又不約而同地支持“劃江而治”。歷史關鍵時刻，毛澤東等一代開國偉人體現出遠見卓識和鋼鐵般意志，最終武力行動捍衛了中國統一，由此為民族復興提供了鋼筋鐵骨，使當代中國出現迥異于中東的欣欣向榮局面。撫今追昔，我們有理由欽佩和緬懷開國偉人，并倍加珍惜來之不易的統一局面。(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