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國際政治與安全形勢的變動，主要是圍繞兩條主線進行的。其一是美國主導的反恐反擴散行動，其二是世界主要大國所進行的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競爭。而且，很明顯，隨著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主要是在第一條主線上實施全球性的戰略收縮(例如在伊拉克與阿富汗的撤軍，擱置朝核問題等)，全球戰略形勢的變化更多地是由第二條主線所主導。而構成這條主線核心內容的中美俄三角關系的變動，日益明顯地表明，俄羅斯因素推遲了美國的戰略重心的全面東移。

　　“9·11”的爆發使美國面臨的國際政治與安全挑戰不再單純地來自崛起中的大國。然而，反恐反擴散占據美國全球戰略首要位置的時間相當短暫：2001年與2003年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的迅速取勝以及當時相對平穩的兩地局勢，使小布什政府認為可以騰出手來，布局以“拓展民主”為形式的地緣政治安排，實際上導致重新將國家對外戰略的首要矛頭對準有可能挑戰美國單極領導地位的崛起中大國。

　　2004年美俄兩國圍繞烏克蘭大選進行地緣政治博弈在2005年1月以美國的勝利而結束，但俄羅斯當年策動烏茲別克斯坦迫使美國撤出在當地的空軍基地，使美國在中亞地區經歷了蘇聯解體后第一次重大的外交挫折。針對當年7月初上海合作組織元首會議聯合聲明所表現出的中俄聯合傾向，美國政府在9月提出了美中之間是“利益相關者”的概念。與此同時，2005年夏季中俄軍演中俄羅斯明顯地再次表現出聯華制美態勢，此后的幾年中，俄美關系因伊朗問題，美國在東歐的反導基地計劃問題持續惡化。出于在對俄采取強硬政策時穩住美中關系的需要，小布什政府對“臺獨”勢力采取了明顯的壓制態度。

　　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經濟的強勢表現，其在全球特別是亞太各國迅速增長的貿易與投資，快速進行的軍事技術更新，使美國認為自己在全球范圍內的經濟和金融地位，都受到來自中國的挑戰，而且這種挑戰的逐步增強會威脅到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美國全球戰略重心向亞太地區的轉移同時也產生失去傳統重心地位的歐洲再平衡問題，因此美國對俄羅斯的重啟政策隨之出現。

　　2013年11月烏克蘭危機爆發前重啟政策實行的四年里，美國逐步推進了向新確立的戰略重心地帶的力量轉移。包括理論準備(希拉里·克林頓《美國的太平洋世紀》) ，戰略制定(美國國防部《持續保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防務的優先任務》), 軍事力量向亞太地區的轉移和重新部署，該地區聯盟體系的重新塑造，重新奪得貿易與投資優勢的TPP機制的談判等等。

　　烏克蘭危機客觀推遲了美國戰略重心的全面東移。普京親手擬定的建立“一個強大的超國家聯盟模式，能夠成為當今世界的一極”歐亞聯盟計劃，與美國在戰略重心東移后保持歐洲現有安全與經濟結構的構想發生了根本性矛盾，是這場危機深刻的外部原因。

　　不可否認的是，美國在處理烏克蘭危機的過程中，也存在嚴重的戰略誤判：美國方面以為俄羅斯會無奈地接受亞努科維奇政府被推翻的結果，就像無奈地接受2005年1月西方支持的尤先科代替了亞努科維奇的結果一樣。美國試圖以此既徹底消除烏克蘭加入歐亞聯盟的可能性，又可以盡快結束危機，專注于戰略重心東移。俄羅斯出人預料地奪取克里米亞，并支持烏克蘭東南部來牽制烏克蘭新政府的對外政策，造成該地區局勢的長期動蕩，美國無法迅速脫身。

　　總之，俄美矛盾的再度激化終止了雙方關系的重啟，同時在客觀上沖擊了美國的戰略重心東移。如果說中美關系是相互依存不斷加深的競爭關系，那么，美國戰略重心完全東移的時間越晚，越有助于美中兩國避免對抗性博弈和走向以合作為主的博弈。(作者是中國鄭 羽社科院俄羅斯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