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本報自5月8日起，用120多個版面連續推出了《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特刊》，并集中刊發了12篇“勝利啟示錄”，聚焦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創未來這一宏大主題，謳歌正義必勝、和平必勝、人民必勝的偉大真理。

　　穿越戰爭與和平，思考歷史與未來。仰望英雄，追思他們的家國情懷；聆聽故事，感悟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的精神，這一切都引發了軍內外讀者的強烈認同與共鳴，凝聚了強國興軍的巨大能量。

　　我們將永遠紀念這場偉大勝利，弘揚偉大抗戰精神，不斷續寫古老中國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篇章。時至金秋，特刊進入尾聲，本期刊發解放軍報原副總編輯江永紅的文章，和大家再一次共同思考并銘記：我們為什么要紀念70年前的這場偉大勝利？我們究竟要從這場偉大勝利中汲取怎樣的精神動力？

　　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主席說：“戰爭是一面鏡子，能夠讓人更好認識和平的珍貴。”

　　在中國近代以來，沒有哪一場戰爭比抗日戰爭這面鏡子更值得我們珍惜，更應該讓我們經常照一照的了。

　　抗日戰爭的勝利，對日本來說是400年的侵華夢碎，對中國來說是擊碎了其400年的美夢

　　一般把1840年的鴉片戰爭算成外敵從海上轟開“天朝”大門的起點，這沒有錯，但是第一個從海上侵略中國的不是英國，而是16世紀中葉的倭寇。

　　倭寇是以日本武士、浪人為首領和骨干的武裝海盜集團。明嘉靖晚期，倭寇瘋狂入侵我東南沿海地區乃至江西、安徽等地，燒殺淫掠，無惡不作。此時，中國涌現出了一位民族英雄戚繼光，殺得倭寇“只檣不返，而賊部中梟雄悉絕”。

　　倭寇是日本侵犯中國之肇始。比較倭寇和日寇，雖然相隔了400多年，但我們發現，二者崇尚武力、殘忍野蠻、毫無道義的特性簡直如出一轍，一脈相承。比如，日寇的“三光”政策，早在400年前，倭寇就實行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二月，倭寇攻下福建興化府（今莆田），殺戮我萬余同胞。因多得無法用棺木埋葬，只好以壇代棺，新中國成立后發現甕葬數處，多者數千上萬。這是后來日寇制造的眾多“萬人坑”之濫觴。倭寇將男人殺死，將婦女擄至海島巢穴作為性奴，這與日寇強征慰安婦沒有兩樣。再如倭寇投毒，日寇搞毒氣戰、細菌戰。

　　日本覬覦中國之野心，從16世紀中葉的倭寇開始代代相傳，未曾中斷。1583年日本關白（攝政王）豐臣秀吉赤裸裸地叫囂：“今也，欲征大明，蓋非我所欲，天所授也。” 1591年，他在給朝鮮國王的答書中，宣稱要“不屑國家之遠，山河之隔，欲一超直入大明國，欲易吾朝（日本）風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億萬斯年”。這難道不是“大東亞共榮圈”的初始版嗎？征兵30余萬，造船千艘，1592年日本發動了侵朝戰爭，在給其養子秀次的《二十五條覺書》中規定了此戰的目的：“宜恭請天皇于后年行幸唐（明）都，呈獻都城（北京）附近百縣與皇室御用”。明朝因此被迫打了7年的抗日援朝戰爭，因豐臣秀吉死去而休戰。

　　豐臣秀吉死了，卻成為日本英雄而被歌頌。從17世紀到19世紀上半葉，中日之間雖和平相處，但正是在這一時期，日本通過熊澤蕃山、山鹿素行等學者，把“豐臣偉業”逐步發展為日本整套的國家戰略和學說體系，使“武士道”理論化、系統化。佐藤信淵在《宇內混同密策》中宣稱：“開辟異邦，必先肇始自吞并中國。”與佐藤同時的吉田松陰主張：“現應加緊軍備，一旦軍艦大炮稍微充實，便可……北割滿洲之地，南收臺、呂宋諸島。”

　　日本明治維新后，確立了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體制，構建起軍國主義的經濟基礎和國家機器，明治在“天皇諭告”中公開宣稱日本要“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海外”。其“布國威”的第一個對象就是我國的臺灣。1874年5月，日本入侵我臺灣，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屈辱的《北京專條》，以賠款50萬兩白銀作為日軍退出臺灣的條件。明治維新首次對華用兵就不戰而勝，使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甚囂塵上，被日本稱為“明治時期教育的偉大功臣”的福澤諭吉對日本侵臺大加贊賞，著文說：“終于迫使支那人拿出50萬兩白銀的賠款……誰都會為此而感到自豪。”他在《兵論》中說：“如果支那最終不能獨立而落于外國人手里，我日本人不可袖手旁觀，也應該奮起共同逐鹿中原。”他進而提出“脫亞入歐論”和“文明”三階段論，把人類社會分為“野蠻”“半開化”“文明”三個階段，主張“文明”國家對“野蠻”“半開化”的國家“可以不客氣地占領其地盤，并以我之手重建”。

　　被稱為“日本陸軍之父”的山縣有朋是軍國主義理論家吉田松陰的弟子，其確立的“大陸政策”和“利益線”理論，提出“僅僅防守主權線已不足以維護國家之獨立，必須進而保衛利益線”，把朝鮮、中國納入日本“利益線”的勢力范圍，并派人潛入中國沿海偵察，制定了相當詳細的侵華計劃。1894年的甲午戰爭、1900年參與八國聯軍入侵中國、1904年的日俄戰爭、1910年吞并朝鮮、1915年的對華“二十一條”、1931年“九一八”事變和1937年的“七七事變”等等，毫無疑問是山縣有朋之“大陸政策”和“利益線”理論的實踐。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狂熱鼓吹“大陸擴展乃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條件”，“利用中國資源是日本富強的唯一方法”。田中內閣召開的“東方會議”制定《對華政策綱要》，并于會后寫成《田中奏折》密奏天皇。其中有：“惟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就是這個《綱要》和《奏折》，導演出了1928年6月炸死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以及以后發生的一切。

　　從豐臣秀吉到吉田松陰，再到田中義一，直到東條英機，可見日本軍國主義的理論源遠流長。400多年，日本相當多的思想、政治“精英”代代相傳，走火入魔地研究侵略中國這件事。這是多么可怕！反過來說，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讓日本400年的侵華夢碎，這又多么值得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