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煽情”背后的濫情主義或是選秀死穴

　　最近，為“草根”圓夢的舞臺越來越多了，《中國夢想秀》、《中國達人秀》、《我心唱響》等近期熱播綜藝節目個個都準備了“催淚彈”。但是哭多了也累呀，有觀眾就質疑節目組有意煽情。記者就此采訪，電視臺并不諱言煽情，但也表示在努力避免觀眾審美疲勞。（6月16日《新京報》）

　　眼淚越來越洶涌的同時，質疑的聲音也并非沒有，“看綜藝本意應該快樂，但現在每周都要哭，心好累啊！感覺電視臺不把我們搞哭，就不甘心一樣！”，更有人認為，“節目組請的煽情嘉賓是托兒”，對此，《中國夢想秀》制片人蔣敏昊回應說“煽情是節目制作必需的手法。”真的如此嗎？

　　在信息過剩的時代，相對有限的受眾注意力作為一種稀缺資源正成為所有媒介追逐的對象。在媒介日益走向市場化的今天，收視率、收聽率、發行量往往以硬指標的形式決定著媒介的生存命運。那么，從煽情到故意煽情再到幾乎成為不少電視臺的“法寶”，我們看到了什么？在筆者看來，所謂“故意煽情”就意味著對營造虛假娛樂環境的膜拜，而這除了能達到一定的眼球效應外，社會效益幾乎可以說是零。

　　“故意煽情”背后的一個鏈條是：制作者對某種情感的強調和渲染形成了虛擬環境——陷入其中的公眾是快感享受而非真正感動——逃離社會現實——惡性循環得以形成。道理很簡單，一個被故意渲染、故意營造的環境是不可能出現真正的“情感”的。

　　如此種種，在筆者看來，都是選秀進入“垃圾時間”的隱喻。選秀節目以打造平民偶像的口號，吸引了一大批不同年齡層的擁有成名夢想的人，也將數以千萬計的觀眾鎖定在電視機前，制造了一場紅遍大江南北的娛樂盛宴。這是審視“故意煽情”的大背景。刻意煽情場面的安排，把原本作為發泄渠道、釋放壓抑的娛樂變成了另一種形式的強制，歸根結底是滿足了資本和利益的需要。

　　對“故意煽情”的深度觀察可知，選秀已經不是一個大眾娛樂或者娛樂大眾的問題，而是成了一種強制需要，成了一種表演，所謂的草根、平民，在這里都成了空洞的符號，了無意義。概括地說，選秀節目的娛樂功能已經被遮蔽，營銷的功能被過分凸顯，成了資本運作中衍生的休閑工業的一種變體。

　　換一個角度來說，選秀作為一檔時尚節目，如果不走深度路線它必然會被新的時尚節目所取代，但是，從本質上說，選秀的本質決定了它無法走上深度，也正因為如此，濫情主義成為唯一選擇。不過由此卻是審美疲勞的顯現。也正因為如此，選秀節目“故意煽情”進入了輿論視線，成為選秀進入“垃圾時間”的明證。

　　流行文化，一旦真正流行起來，它就是貨真價實的商品，對于選秀來說，同樣如此。電視提供的無非是吸引市場和資本的傳播平臺，當選秀真正成為一種商品，可以被注冊、被冠名后，市場的力量已經被放大，成了發財工具、撈錢機器，無論哪種選秀節目都隱藏著赤裸裸的利益動機，不管你注意到沒有，哪怕你是有意忽視，這也是不可避免的。

　　學者波茲曼對商業背景下文化的發展充滿了憂慮，“奧威爾害怕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受制文化，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欲望和無規則游戲的庸俗文化。”“商業化將文化的情感升華，道義和道德的教化功能大大壓制，而將官能娛樂的功能大大強化”。如此一來，在這場既無多少精神內涵又幾乎喪失了觀賞價值的秀場投機行為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唯利是圖，更是還未壯大便要消失的選秀“垃圾時間”。 （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