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寶馬與房產，我還是想當“教授”

　　上周，《中國青年報》一篇《大學教授苦樂不均》的報道，吸引了各大媒體關注。報道中說：沒錢的教授多集中在基礎學科以及無法市場化、不受社會重視的專業領域。這些教授沒什么課題，也沒有項目，以教學為主。

　　筆者是高校一名基礎學科的“青椒”。我認為，上述報道中的“富開寶馬窮騎飛鴿”可謂兩個極端，大部分教授可能還處于“騎電動車”的中間狀態。國內各行各業都有貧富之分，要做到收入分配上的絕對平均，也不合理；工資收入也與相關專業、自身能力相關，工科教授可申請科研項目，文科的名師可以上上電視或在培訓機構走穴，還可在報刊開設專欄以掙點稿費。

　　再者，究竟多高的工資、多高的課時費才能達到每個人心理上的滿意標準？“窮”與“富”很難量化，苦樂與否，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窮”教授們受到如此關注，可“窮青椒”們不僅工資低，還面臨著買房、結婚、生子等現實壓力，是不是也都要借個地兒發發牢騷？

　　不管基礎學科、無法市場化的專業領域怎么不受待見，我還是想當個教授。首先，“教授”的頭銜畢竟是一種榮譽，在現實中仍受到學生、普通教師甚至社會人士的尊重——盡管在網絡上有些“教授”已被惡搞為“叫獸”。再者，在幾乎所有高校的教學督導隊伍中，能夠對青年教師的教學效果作出評價、對青年教師的職稱評定有一定發言權的人，也還是教授，教授仍是一種學術權威的象征。

　　對高校教師工作的激勵和獎勵，一方面來自工資的直接提升，另一方面來自職稱的晉升，然而，一輩子為教學而奉獻的教師未必能晉升到教授。

　　2005年，上海交通大學一位普通教師晏才宏因沒有論文，57歲去世時仍未評上教授，他一輩子撲在教學上，教學水平廣受學生稱贊。華東師范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唐安國在評論晏才宏的“悲劇命運”時說，重科研輕教學、對大學教師考核“一刀切”的現狀必須改變，為了全面實現大學的功能，鼓勵教師上講臺，考評體系應當區別對待、分類指導，可以制訂教學、科研兩類考評指標，由教師自選。

　　可喜的是，2009年，江西理工大學在職稱評定中設立了“教學型教授”、“教學型副教授”的崗位，鼓勵更多優秀教師潛心于一線教學。今年，華中科技大學校長李培根提出，為激發教師的教學熱情、表彰“深愛學生且為學生所深愛”的教師，今后該校特聘教授的評價工作應打破“科研”束縛，開評“教學型”教授。該校教務、人事等相關部門已經開始“教學型”教授評價體系的意見征詢工作。

　　科研與教學本不應成為高校彼此對立的兩極，然而，高校對科研的鼓勵早已變成對熱心教學者的冷落甚至懲罰，其根本原因在于評價體系與制度。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會有更多“教學型”教授出現，當然其評價體系也要避免主觀、單一化。果真那樣，在高校里，想努力奮斗、爭當“窮”教授的也不止我一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