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音》風靡和“主流文化圈”的失位

　　600余萬份的發(fā)行量，讓《知音》成了全國發(fā)行量第二的雜志。最近，由這本定價4.5元的雜志做主導的知音傳媒集團將進軍股市，成為中國期刊第一股。因此，伴隨著對“知音體”的毀譽的爭議再次熱烈。它的煽情風格，對人倫慘劇、家庭私事及明星八卦的偏愛，也讓它始終處于“低俗”的口水之下。（5月3日《北京日報》）

　　《知音》略顯另類的敘事風格，以及對特定故事類型的鐘愛，再加上一點精英主義的話語在耳邊“聒噪”，很容易讓人生出對這本雜志的道德優(yōu)越感。而在其他紙媒生存維艱，同類期刊垂死掙扎的“氣候”下，《知音》的獨領風騷，也很容易激起一種“陽春白雪敵不過下里巴人”的居高臨下的哀傷論調。

　　“高雅”和“低俗”的邊界時常含混，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根正苗紅”“光榮正確”被喻為“純潔”，滿足個人私利及欲望便是“異端”。現在雖無那般繁縟的禁忌，但個體的精神或視覺享樂，也時常被鄙夷。偏見暗藏于社會的集體無意識之中，一些自詡權威的“輿論領袖”常常以“道德教條”的灌輸來維持形象。于是，真實的本性需求總是要被這樣或那樣的意識形態(tài)所壓抑。

　　《知音》雖有些過分追逐奇聞、慘劇及名人私事，甚至它會為了吸引眼球，用所謂客觀的口吻講述被夸張了的異事。挑出這樣一本寫滿了現實生活的離合悲歡、愛恨情仇的市民雜志的種種不堪，實在不是件難事。然而，除開它確實侵犯了他人名譽或隱私，而突破法律底線外，又有什么理由要去傲慢地蔑視這樣一本雜志帶給它讀者的滿足呢？

　　年年有人以捶胸頓足之態(tài)，惋惜“國人讀書率的下降”，惋惜“農村地區(qū)精神文化生活的貧瘠”，款款若急公好義之士。可是，很少有人愿意俯下身段去問一問農民工們、小城鎮(zhèn)的市民們喜歡看什么，希望看什么。很少有如杜甫那種寫完作品要改到直至村婦也能聽得懂的平民作家，也沒有人會像趙樹理那樣，以農民看得懂樸實得散發(fā)泥土氣息的詼諧語言續(xù)寫農民文學，如《小二黑結婚》那樣傳遞并不膚淺的“自由哲學”。

　　在唯利至上的商業(yè)邏輯下，被資本裹挾的文人和出版商，總會慣性地認為“廣告只有精準地投放給那些有支付能力的人才有效”。于是，被認為沒文化、不富裕的小城鎮(zhèn)市民及農民工階層，便理所當然地被“精英主義”的文化覆蓋所忽視。《知音》像一株野草，可以說是意外地因為抓住了這樣一層被主流話語圈忘卻的邊緣群體，從而獲得了影響力及利潤上的雙豐收。

　　在詩人和小說家們忙著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顧影自憐于“詩歌文學沒落”的時候，數百萬人卻如饑似渴地閱讀著“圈里人”所不齒的《知音》，這是諷刺，亦是悲哀。《知音》以及許多“草根”期刊的逆勢風行，無聲地訴說著“草根”群體被主流文化遺棄后精神訴求上的饑渴。

　　這些“低端”文化產品的品質良莠不齊，可它們的消費者卻在“野蠻生長”。如果所謂的高貴文學家及喜歡為精英人士量身定做“××刊”“ ××報”的出版家們，能多將身上承載的“優(yōu)質因子”以市井百姓喜歡的平俗方式輸入到那些“渴望精神滋養(yǎng)的地帶”，也就不會有今日“知音體”獨大的局面？

　　在剝離掉道德的“光暈”之后，如果能舍棄狹隘的精英資本文化立場，去平等地對話并勾勒“草根”階層的文化需求圖譜，也許就不難理解《知音》《快樂大本營》等通俗產品的“甚囂塵上”，而應反求諸己地警醒于“主流文化圈”的冷漠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