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德克巴萊》與文明之殤

　　《賽德克巴萊》確實是一部史詩大片。從來沒有一部中國電影，把生活在這片廣大地域上的男性，表現得如此生猛矯健、兇悍英武、驍勇善戰。

　　茹毛飲血、獵殺戰斗、奔跑歌唱，那種汪洋恣肆、野蠻血腥的原始生命力，在《賽德克巴萊》中被展現得酣暢淋漓。看這部電影，需要你拋開現代社會對文明與野蠻、身份認同與暴力、殖民與反抗的這樣一些文化與價值認知，才能回到那段歷史的深處，感知賽德克人的悲傷、信仰與血性。

　　過去并沒聽說過賽德克這個族群，也不知道電影所展示的“霧社事件”。看完電影后，查了一些資料，才有所了解。賽德克人經過滅族事件后，直到今天才有數千人，2008年才從臺灣的泰雅族中獨立。在賽德克人的意識中，一個男性只有經歷過誓死捍衛部落、殺戮敵人、保護部落等歷練后，才能成為“真正的人”，標志就是額頭與下頦的紋飾。因為有祖靈觀，賽德克人并不懼怕死亡，認為作為一個勇士死去，所有的祖靈會在彩虹橋另一端迎接他，這樣勇士反而有了神靈的力量，來守護自己的部落。“守橋的祖靈說：來看看你的手吧！男人攤開手，手上是怎么也揉擦不去的血痕——果然是真正的男人呀！去吧去吧，我的英雄！你的靈魂可以進入祖靈之家，去守衛那永遠的榮譽獵場……”

　　在賽德克人的意識中，對日本人的殺戮是在進行一場“血祭祖靈”的儀式。所以把發生在1930年的“霧社事件”僅僅看做“抗日”事件，是后人不全面的理解，它更多地表現為一個族群對信仰的維護與抗爭。因為賽德克年輕人如果不獻祭祖靈，就無法成為“真正的人”，獲得自我認同和靈魂的驕傲，即使活著也是一個殘缺者。我們看到電影中的莫那頭目，20多年來一直在猶疑與思考，是放棄信仰與祖靈的佑護，被所謂的文明同化而麻木地活著，還是用死亡來維護部落的尊嚴和驕傲？

　　我們無法指責賽德克人面對所謂“文明”侵襲時所做的抉擇，也不能用文明與野蠻、文化和愚昧這樣現存的理念來指稱這種行為。賽德克人的信仰，其實也是一種文明形態，這種文明形態崇尚逝去的祖先，崇尚大自然的原始之美和與生俱來的生命價值。其實，當我們看到電影中那些與世隔絕的崇山峻嶺、神秘絕美的森林飛瀑時，就能感受到大自然秩序本身，成為賽德克人的最高信仰并無錯誤。大自然的壯美和平衡、多樣與統一，是任何文明和科學也無法超越的。

　　在現代文明的觀念中，一直認為改造自然、統治自然天經地義。但當面對這些完全野性的天地與人群時，會發現賽德克人把人與自然、天地看做一個生命共同體，反而體現了一種生態倫理。賽德克人顯然從自然和荒原中，體驗到了信仰的快樂，所以會用生命去追尋那種更自由的理想境界。今天的文明觀，顯然是歧視這種珍視自然與荒原的文化智慧的，但我們今天又怎能確定，究竟是哪一種文明型態對人類更為有利呢？用一種文明凌駕于另一種文明，勢必會引起沖突與抗爭，這才是真正的人類文明之殤。

　　應當說，因身份認同而帶來的暴力事件，直到今天仍廣泛地存在于世界各地。當人們因文化、宗教、種族對某個群體產生一種強烈的、排他的歸屬感時，這種強烈的身份認同不但會扭曲人性，更會導致沖突和暴力。阿馬蒂亞森在《身份與暴力》一書中早就指出，身份認同感不僅給人驕傲和歡愉，成為力量和信心的源泉，它也可以殺人，而且是肆無忌憚地殺人。從過去的印第安人到今天的巴勒斯坦，大量的暴力與仇殺都與身份認同有關。森認為，發生這些暴力事件的根源，是由于人們受到了單一身份的幻象左右。越來越多的人們根據宗教、文化或文明的立場來劃分世界，而忽略了一個人其實有著多種身份，有性別的、經濟的、政治的、家庭的等。森批判了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認為把世界簡單地分為東方、西方，或根據宗教的不同劃分出不同的文明型態，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思維方式。人的身份是重疊而變換著的，如果因為身份焦慮而失去了理性的思考與選擇，就會成為身份認同的犧牲品。

　　全球化的時代，更應當鼓勵人們對身份認知的多樣性，摒棄“非此即彼”的文化思維模式，只有這樣才可能減少不同族群間暴力與沖突的可能。賽德克人的行為，顯然不只是一個民族的悲劇，更是現代文明的悲劇。為何現代文明所到之處，總會掀起各種樣式的暴力與殺戮？《賽德克巴萊》追問的是現代文明之殤，如影片中讓人窒息的謠曲所吟唱的：“為唱出祖靈的歌需要吞下許多痛苦，為說出自己的話需要吞下許多屈辱，為實現夢想需要吞下許多遺憾。孩子啊，你們怎么了？”這先知般的聲音，其實也在追問我們的文明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