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館》是個京味戲劇嗎？是。但京味二字又哪里概括得了《茶館》呢。《茶館》首先是個人味戲劇，對人有深切同情的戲劇。這種同情不廉價。

　　人藝在慶祝六十周年，六十周年的人藝還有那么多值得致敬的身影，他們還等著好劇本好導演，這真是福氣。人藝還那么硬朗。又想起《茶館》，第三幕，康順子向老王掌柜告別，說：“您硬硬朗朗的！”老王掌柜跟著答應：“我硬硬朗朗的，我硬硬朗朗的干什么呀。”我硬硬朗朗的干什么呀，中國話劇史上，我覺得最悲傷的一句話。

　　于是之回憶，輪上年輕演員演茶客的時候，第一幕，康六賣女兒康順子，眾茶客便要報以同情的眼神。這是不對的。那是舊社會，每個茶客心里想的都是，我混得再慘，可我沒賣女兒。于老說得沒錯。此時此刻的一家哭，沒有讓一路哭，路人甲乙們都心滿意足，他們回家還得細細描摹，讓家里人跟著高興，大家從康家的悲劇里，都要咀嚼出各自的那點快活。所以，不是要大家圍起來同情康六，是活在大清國的每個人都值得同情。所以我說，《茶館》里的同情不廉價，這里沒一點優(yōu)越感。它將一種方言上升為一種世界觀，又化成一聲嘆息。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這八個字，前六個都是修飾語，北京很重要，人民更重要。《旮旯胡同》《北街南院》《北京大爺》《全家福》乃至《萬家燈火》，這些戲都是現(xiàn)實主義，都是京味兒，沒錯。但我總還期待，能更加誠懇真切地表現(xiàn)那份困惑與糾結(jié)，不要當做一個魔術師手里的活結(jié)，一抖就開，或者一個注腳。

　　我這兩年在人藝看到的最好的戲，是徐昂導演的《喜劇的憂傷》。我是好久好久沒在人藝看到有世界觀的好戲了。我說這是一個進步戲劇，是個啟蒙主義喜劇，不是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就是誠實的人被勇敢的人打動的故事。

　　這樣的好戲，以前也出現(xiàn)過。《嘩變》，朱旭、任寶賢版，英若誠翻譯的。那個戲大家現(xiàn)在愛說的，是沒有一個女角，就一個法庭場景，居然成就那么好的戲。我不完全贊成這說法，就像電視劇《士兵突擊》也不是因為沒什么女角，而且只寫軍營，就是個值得贊頌的戲。《士兵突擊》還是因為寫了“不拋棄、不放棄”，成為一個“及時”的戲劇，就像列寧說過高爾基的《母親》是一本“及時”的書。

　　《嘩變》的及時，是在一個權威尚未有機會被解構(gòu)的時刻，已經(jīng)預言了解構(gòu)的狂歡，以及狂歡過后的悲傷。律師格林渥在小說家基弗的宴會上，說明白了自己為什么不忍心逼瘋魁格艦長，卻又為什么那么做。權威要如何哀矜勿喜地消解，否則，解構(gòu)者就會成為新暴君。

　　還有《巴巴拉少校》，那是多好的戲啊，也是朱旭、任寶賢，也是英若誠翻譯。那個戲說明了什么叫資本社會，什么叫企業(yè)帝國，我們今天多少社會新聞，其實還是讓巴巴拉少校困惑的老問題：“如果我們不愿意在他們造的教堂里祈禱，那就只好在大街上跪下，可是那大街上的路面也是他們修的。”

　　什么是人民的戲劇，我想，就是這樣的聲音。

　　北京人藝還能契訶夫一點該多好啊；在這個時代的晚上，給落伍的人，打一束追光，而不強求他走進結(jié)尾的大團圓大謝幕，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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