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作家無罪但無關(guān)文學價值
新一期的“作家富豪榜”出爐，比之往年的變化是多了一位老作家的新面孔：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以兩千余萬元辦稅位居第二。而在以前，“純文學作家”最好的成績也不過是賈平凹、王樹增等人的七位數(shù)。
這也并非一個出乎意料的結(jié)果。在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的眼中，諾貝爾文學獎是全世界“最大個兒”的文學獎，這個獎由我們的同胞獲得，就像奧運奪金一樣，是值得分享的光榮。
至于分享的方法，有門路的可以求墨寶，求合影，普通人當然也只能去購買莫言的書籍。從文學層面上，一位師友曾說“莫言獲獎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學的勝利”，但在消費層面上，莫言登上富豪榜只能說是諾貝爾獎的勝利，或說是這個國際獎項與中國市場相結(jié)合的勝利。在金錢與資本的邏輯下，作家莫言和運動員劉翔、姚明，和從“維也納金色大廳”歸來的歌手們并無本質(zhì)不同。
比較耐人尋味的，還是在于原先那個相對精英化小眾化的“純文學”作家莫言，與一個大眾化的、全社會矚目的“富豪作家”莫言之間的反差。眾所周知，中國暢銷書的特性，就是“不看書的人所讀的書”。因為閱讀人口可悲地減少，文學界與讀者之間的嚴重脫節(jié)，傳統(tǒng)的愛好者很難再支撐起一個風生水起、生機勃勃的圖書市場，大量在“圈兒內(nèi)”獲得高度評價的作品，體現(xiàn)在市場上頂多也就是寥寥幾萬本——這還是往多了說。這樣的尷尬未嘗沒有體現(xiàn)在以前的莫言身上。
那么也可以想象，在一個常年站立在純文學塔尖上的莫言，他新增的“購買者”中，有多少是有意義的，可稱為作家知音的讀者呢？從某種程度上，莫言已經(jīng)成為了官員干部們在飯桌上討論的曲黎敏，成為了“上海小姐皮包里裝著的”余秋雨，成為了奧數(shù)班外全職主婦們爭相背誦的于丹。人們購買這些書籍，只是因為著者上了某個講壇，或者獲得了某個大家都知道的獎。通過購買，消費者便有足夠的信心認為自己“參與了文化生活”。這樣的結(jié)果不是莫言的錯，但也是莫言所必須面對的悖論。
而在這里，恐怕還得重復一遍對“作家富豪榜”的陳詞老調(diào)了：盡管消費無罪，但文學寫作的價值是不可能用金錢的數(shù)量來衡量的。細一想，類似的排名甚至完全顯得荒唐——除了以逐利為第一使命的商人之外，沒有一項工作、一種職業(yè)的根本價值是能夠用金錢來體現(xiàn)的。醫(yī)生的尊嚴在于醫(yī)術(shù)高明，而非醫(yī)藥費高漲；教師的任務(wù)是百年樹人，而非出去補課賺外快；至于官員，財產(chǎn)的多少也許更是和人民的幸福程度成反比呢——作家同理，他們的價值絕不等同于“價碼”，有權(quán)評價他們作品優(yōu)劣的，也只有那些真心去讀、也讀懂了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