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被人們不待見的春晚，仿佛變得又特別重要起來，這個舞臺儼然成了一個戰斗的場所，崔健則被當成了堂吉訶德。在崔健與春晚、春晚與觀眾之間，充滿了太多站在不同立場上的觀點，這些紛繁的觀點令人不知所措。

　　崔健能不能上春晚成了馬年春晚最大的懸念，也是網上爭論最為激烈的春晚話題，大有不到直播當晚不知道結果的態勢。單就宣傳效果這點看，拋出“崔健上春晚”這個命題，所帶來的討論熱度僅次于馮小剛任總導演。

　　回顧“崔健上春晚”的消息產生源頭，會覺得很有意思。這個風聲不是春晚劇組放出來的，也不是崔健方面放出來的，而是高曉松在一檔音樂比賽中爆料出來的。此后，崔健經紀人尤尤的幾度發言被媒體頻頻引用，而春晚劇組一直保持沉默。

　　尤尤在接受《紐約時報》中文網采訪時，一方面稱“不會改歌詞”“不接受審查”，另一方面又說“我們還在等審查結果”。因為缺乏官方的權威消息，讓“崔健上春晚”的消息滿地雞毛，再加上網上支持和不支持崔健上春晚的人吵得十分激烈，本來一樁簡單的事快演變成一樁鬧劇了。

　　最初有媒體言之鑿鑿稱崔健將在春晚上演唱《一無所有》，后來崔健經紀人稱不愿改歌詞要換《花房姑娘》。于是，問題出現了。崔健上春晚唱《一無所有》還是《花房姑娘》重要嗎？演唱者堅持不唱改了歌詞的作品完全可以理解，但《花房姑娘》無需改詞，難道唱《花房姑娘》就是崔健妥協？

　　這個事情有成為鬧劇趨勢的一個主要原因是，許多人覺得，崔健上春晚可以，但只要上春晚就必須唱《一無所有》，要唱《一無所有》就必須唱不改詞的，由此得到一個“大快人心”的結果：崔健征服了“春晚”，而不是春晚把崔健“招安”。把上春晚唱個歌這么簡單的一個事兒，上升到“招安”的高度，這是典型的過度解讀。

　　如果你知道，1986年《一無所有》一舉成名于工人體育館舉行的紀念世界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會上，1988年9月它被中央電視臺衛星傳送到漢城奧運會前夜特別節目向全球播出，1989年3月它獲《人民日報》與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舉辦的新時期十年金曲獎，或會了解，其實這首歌和官方并無沖突。即便春晚審查要求《一無所有》改詞，那也是一種習慣使然，雙方沒必要在這一首歌上較勁。

　　《一無所有》誕生快30年了，一切都在變化當中，人們更應該以變化的心態來看崔健上春晚。如果說崔健上了春晚唱了一首《花房姑娘》就是“屈服”，那么換個角度看，崔健上春晚何嘗又不算是對春晚的一種“改造”？單從娛樂的層面看，崔健上春晚就是一個雙贏的合作，和什么妥協不妥協的都沒啥關系。

　　讓這場爭論發酵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崔健上春晚唱什么，而在于這個事情在傳播過程中出現的各種信息誤差，信息源頭和傳播媒體的含糊其詞，催生了太多莫名其妙的情詞。在這樣的時刻，這幾年被人們不待見的春晚，仿佛變得又特別重要起來，這個舞臺儼然成了一個戰斗的場所，崔健則被當成了堂吉訶德。在崔健與春晚、春晚與觀眾之間，充滿了太多站在不同立場上的觀點，這些紛繁的觀點令人不知所措。

　　說到底，崔健和春晚又沒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有什么不可以上的。大家還是把心情放輕松下來，上了春晚，崔健的演出也不過是整臺晚會的環節之一而已；不上春晚，崔健也還是那個崔健，不會因此被涂上什么特別的光輝。（韓浩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