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老走了，而祖國還在發展，事業還在繼續。我在深切懷念汪老的同時，也為汪老感到欣慰！
　　　
　　12月24日，星期六。中午朋友來電話告訴我，汪老已在早上走了。放下電話，悲痛和惆悵一起襲上心來。其實，幾個月來，尤其是最近一個月來，就不斷有消息說汪老的情況很不好。但得知汪老真的走了，心情仍然十分沉重。

　　我是1988年夏天認識汪老的。1989年夏天以后，特殊的際遇使汪老受到很高的尊崇。但在我心目中，汪老一直是一位寬厚的長者、睿智的智者。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汪老就留下的，并且在以后的接觸中不斷加深的深刻印象。

　　關注中國改革  縱論世界大勢

　　1988年夏天，我的老領導宦老（宦鄉）在上海的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醫院（長海醫院）做肝部手術，我陪同照料。當時，汪老已從上海市領導崗位退下，經常到醫院和住處（興國賓館）看望宦老，我因此得以認識。由于瑣事繁忙，而且須往返京滬之間，所以我與汪老的接觸并不很多，但不多幾次的接觸卻給我留下終身難忘的印象。

　　我早就知道宦、汪二老是很親密的朋友，但親見汪老的風采，則是從這時開始。

　　每次汪老來訪，二老總是略做寒暄即開始熱烈的議論。當然沒有固定的議題，但議論的都是國家大事、世界大勢。二老議論風生，時而撫掌大笑，時而互有爭辯，但最多的卻是共同的切磋、分析。我陪坐一旁，親耳聆聽兩位長者、智者關于中國和世界的最高水準的宏論，如沐春風、如飲甘露，有時還情不自禁不揣冒昧也發上幾句議論，二老從不以為邇。至今認為，那是我今生最大的幸運之一，最難得的機遇之一。

　　宦、汪二老最關注的問題是中國的改革開發。到1988年，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已近十年，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一些深層次的問題開始浮現，就在前一、二年已發生若干重大事件。所以，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景如何、怎樣才能堅持和更深入地推進改革開放，引起了許多人關注和思考，也是二老每次議論的主題。二老的經歷不同，因而觀察問題的角度和思考問題的方式不盡相同。但基本的結論卻完全一致。二老都堅定認為，中國不改革開放不行，尤其是不改革決無前途，必須堅定不移地改革開放；二老同時還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確實到了一個重要時刻，既要堅持，更要認真解決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已經暴露和可能暴露的諸多問題，只有在深化改革開放中才能堅持改革開放。

　　由于1949年以來，汪老一直在經濟部門和省、市擔任領導工作，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有更深、更實際的認識，因此在議論中經常有鞭辟入里的精彩看法。有不少我至今還有深刻印象，如改革開放一定要讓老百姓都得到明顯的實惠、一定要處理好發展中的公平問題、要嚴肅處理腐敗問題，以及須充分重視上海的發展及其作用，等等。顯然，汪老不僅是個智者，也是個實干家。對此，宦老也狻為欣賞。

　　宦、汪二老議論的另一個主題是世界大勢。當時，很多跡象都顯示，世界正在醞釀劇變。毫無疑問，世界的劇變必將給中國帶來巨大的影響。所以，世界是否不會發生劇變、如何劇變，劇變后將出現什么樣的世界，以及世界劇變將對中國產生什么影響等，受到二老的高度關注，有許多透徹分析和精辟看法。1987年7月，宦老就曾在一次報告中對世界正在醞釀的劇變發表了系統、深刻的看法，提出了著名的“四句話”，即“一個世界、兩種制度、政經多極、競爭共處。”“四句話”一經提出，即有人非議，實際上到1989年下半年更被有的人斥為“趨同論”的“代表作”，準備對之批判。二老幾次討論這四句話，宦老對之堅持自不待言，汪老也大表肯定。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汪老幾次表示，他最欣賞的是一頭一尾的兩句，即“一個世界”和“競爭共處”，認為這是宦老最精彩的觀點，應該進一步深入闡述并大加宣傳。宦老深以為然，但卻未能實現，留下了深深的遺憾。

　　當時和以后我都曾經思考，宦、汪二老可算是同時代的人（宦老年長汪老六歲），同是上海交大畢業，但個人經歷很不相同，宦老是“書生從政”，基本定位是學者而不是“為官”；汪老則是一生為官，而且是高官，二人能如此投緣，表明有一些重要的相同之處。我感到，宦、汪二老不僅都博古通今、學貫東西，而且更重要的是，都有開闊的眼界和思路，特別是都對振興中國有終身不渝的強烈責任感。

　　情系海峽兩岸 期盼和平統一

　　1993年4月中旬，我在上海參加一項活動。當時正是第一次“汪辜會晤”前夕，這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一天，上海的朋友找我，說汪老聽說我在上海，想約我聊聊，我當然很高興。我從1988年夏天開始研究臺灣問題，這是宦老的囑咐。當時，宦、汪二老見面時，也經常談及臺灣問題。有一次，宦老告訴汪老，他已經決定擔任“全國臺灣研究會”的會長（首任）。宦老說：“以我現在的狀況（指肝部手術后），我已決定什么職務都不擔任，但這個會長我還是接受了。”汪老對宦老的決定，非常贊成。現在，汪老擔任了海協會會長，直接擔負起推動海峽兩岸交往、交流的重任，我當然很想直接了解他對海峽兩岸關系、臺灣問題的看法，特別是對即將舉行的第一次“汪辜會晤”的想法。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
    
　　次日下午3時半，我如約準時進入汪老辦公室。將近五年沒有見過汪老了，汪老還是那樣精神矍鑠。一見面，汪老第一句話就是，“我們有五年沒有見面了！”我又驚訝又激動，驚訝汪老記憶如此清晰，感動汪老還記得我這個后輩。汪老說：“下星期就要去新加坡和辜振甫見面，請你來談談有關的情況”。我向汪老詳細匯報了自己五年來研究臺灣問題的認識和體會，陪我去的幾位同志也應汪老的要求分別談了自己的看法。在我們匯報過程中，汪老多次提問或發表簡短的評論。我清楚地感覺到，汪老固然十分重視即將舉辦的第一次“汪辜會晤”的各方面準備工作，但汪老更重視對臺灣問題、海峽兩岸關系的總體把握，他是把“汪辜會晤”置于這個大背景上來推進和完成。應我們的請求，汪老詳細地談了他對臺灣問題、海峽兩岸關系和第一次“汪辜會晤”的看法，完全驗證了我的感覺。原來通知說大約談一個小時左右，但我們離開汪老辦公室時已經過了七點半。盡管原訂的晚上的活動安排都取消了，可是大家都很興奮，因為我們確實得到了一次難得的機會。
    
　　在和汪老的這次接觸中，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汪老對實現祖國統一和對臺灣同胞的熾熱感情。可以說，汪老不只是從完成工作任務的角度來推動和實現“汪辜會晤”，來看待和做好海協會的工作，而是滿懷強烈的感情來做這一切。汪老幾次說到，他青年時代投身革命、投身抗日戰爭，就是為了中國的富強、統一，顯然他是把現在的工作視為他青年時代和畢生的理想的一部分。我清晰地感覺到，每當說到這些時，這位神定氣閑的長者都流露出一絲內心深處的激動。汪老對辜振甫先生的瞭解、尊重和關心，從另一個側面表現了他的熾熱感情。當有人提到辜老的一段歷史時，汪老斬釘截鐵地說，“當時的情況復雜得很，不要輕易給辜先生下結論！再說了，辜先生現在愿意為推動兩岸關系的改善而努力，我們就要信任他、歡迎他！”汪老還說，“辜先生很喜歡京劇，我也喜歡京劇，這次我準備了一套京劇唱片做禮物送給辜先生。”汪老的這種熾熱的感情打動了我，也感染了我。我深深體會到，汪老其實正是把他曾題寫的“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體現了推動祖國統一的事業中、海協會的工作中和推動與實現“汪辜會晤”中。

　　在和汪老的這次接觸中，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他對實現和平統一的強烈期待。汪老在插話和談話中多次說到，“國共兩黨打了幾十年，不要再打了；坐下來談嘛，都是中國人有什么談不攏呢？”“和平統一好，武力解決結下仇，幾十年恐怕都難解呀！”“不要急嘛，談通了才能統一。”當時，海峽兩岸關系發展勢頭良好，第一次“汪辜會晤”即將舉行，并不存在后來出現的那種對“和平統一”前景的強烈懷疑，顯然這反映了汪老對于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與統一后中國的繁榮、穩定的關系的深入思考。正是由于已經形成深刻的認識，在以后海峽兩岸關系出現嚴重倒退、中國統一的進程發生重大曲折時，汪老始終保持著冷靜并充滿信心。

　　立足非敵非友  把握亦敵亦友

　　1995年9月上旬，我得到通知，說汪老來北京，準備開個小會，找幾個人對中美關系議一下。開會那天，由于路上發生了嚴重車禍，道路幾乎堵死，我趕到會場已經晚了近一小時。當我很不安地進入會場時，汪老對我微微一笑，示意讓我趕緊入座，會議繼續進行。當時冷戰結束三年多，第一屆克林頓政府任期剛過半，美國及我們國內對中美關系的夸論十分熱烈。如何對冷戰后的中美關系定性，在此基礎上把握中美關系的前景，已經成為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汪老來北京召開這個小會，表現了他對冷戰后中美關系的關心和重視。會議的出席者不到十位，但討論、爭論十分熱烈。可以說，以后十年中關于中美關系的爭論在此已見端倪。汪老強調，他是來聽大家的意見，所以他沒有做全面、系統的講話。但從汪老的多次插話和提問中，還是可以知道他對冷戰后中美關系的定性和未來發展趨勢的把握。

　　通過插話和提問，汪老對一位美國的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關于冷戰后的中美關系是非敵非友關系的觀點，表現了很明顯的興趣。針對有人認為冷戰后美國已經把中國視為主要威脅，甚至主要敵人的觀點，汪老一再提問，“這么說，有確定的根據嗎？”“美國把中國視為主要威脅、主要敵人的理由是什么？”“中美之間會出現美蘇對抗那樣的全面、嚴重對抗嗎？”汪老明顯地認為，即使冷戰后中美之間的矛盾會增加，但中美之間不會出現當年美蘇之間那樣的全面、嚴重對抗，不僅因為這不符合中美雙方的利益，而且更因為中國沒有、也不應該把美國視為自己的主要威脅、主要敵人，同樣，美國其實也沒有把中國視為自己的主要威脅、主要敵人。汪老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一直在尋找自己的主要威脅、主要敵人，這是美國的特點，甚至是優點，盡管美國確實有人把中國視為主要威脅、主要敵人，但美國政府十分務實，民主黨的克林頓政府很強調所謂的美國價值觀念，可是他們更重視美國的安全和經濟。他們知道中國不僅不威脅美國的安全，而且中美合作有利于美國的經濟繁榮。”汪老還說，“當然，中國不是美國的盟友，以后也不會是。”可以說，汪老認為把冷戰后的中美關系定性為“非敵非友”關系是可取的。

　　通過汪老的插話和提問，我感到他重視對冷戰后中美關系的定性，目的在于在這一定性的基礎上把握冷戰后中美關系的走向。汪老幾次說，“說中美關系‘非敵非友’的關系是對的，但還不夠，還應該加上一句，中美關系還是‘亦敵亦友’的關系，就全面了、完整了。”汪老還說，“‘非敵非友’就是指中美之間既有矛盾、沖突，也有合作。”“‘非敵非友’，‘亦敵亦友’是一種‘四不像’的關系，冷戰后的中美關系就是這么復雜的關系！”很明顯，“亦敵亦友”正是汪老對于冷戰后中美關系走向的把握。我理解，汪老用“非敵非友，亦敵亦友”來概括冷戰后的中美關系，就是要突出其復雜性，就是要強調我們不僅要重視中美間的矛盾、更要重視中美間的合作。對于我們很多人來說，重視中美之間的矛盾、沖突并不難，而重視中美間的合作都不是經常可以做到的！

　　從1995年到現在已經十年了，這十年中，中美關系的跌宕起伏，一再證明了汪老當年對冷戰后中美關系的概括是正確的。十年中，我不知多少次講述中美關系，每次我都要將中美關系是“非敵非友，亦敵亦友”的關系，每次我要說“這是汪老在1995年提出的，”每次我都強調，“事實已經證明，這是正確的！”

　　1995年以后，我沒有機會與汪老象以前那樣近距離、長時間的直接接觸，但汪老已經在我心中留下了長者、智者的深刻印象。得知汪老走了的消息后，幾天來在深切懷念的同時，我總情不自禁地想，汪老是他同時代的人當中的幸運者，他不僅是最后走的人之一，因而看到了近幾年中國的迅速發展和今年海峽兩岸關系的重要變化，而且更因為在他生命最后十幾年中，他的抱負和智慧都得更加充分的施展、發揮！

　　汪老走了，而祖國還在發展，事業還在繼續。我在深切懷念汪老的同時，也為汪老感到欣慰！

　　（來源：中評社；作者：郭震遠，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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