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司法輪替”隱藏“法理臺獨”隱憂

　　近日，臺灣地區司法機構（即臺灣地區“司法院”）原正副負責人賴浩敏和蘇永欽分別被蔡英文提名的人選替代，臺灣地區司法機構開啟政黨輪替序幕。華廣網今日刊載武漢大學教授祝捷的文章分析指出，“司法輪替”同樣包含著“法理臺獨”的隱憂，且這種隱憂在隱蔽性、可能性和危險性上不弱于甚至強于其他領域的“臺獨”形態，這提示著“反臺獨”斗爭的復雜性和隱蔽性：不僅在眾人關注、看得見的領域有“臺獨”風險，而且在鮮有人關注、看不見的字里行間亦有形形色色的“臺獨”可能。

　　全文內容如下：

　　近日，臺灣地區司法機構（即臺灣地區“司法院”）原正副負責人賴浩敏和蘇永欽分別被蔡英文提名的人選替代，臺灣地區司法機構開啟政黨輪替序幕。與領導人、立法機構和地方縣市首長層次的輪替不同，這次司法機構的輪替略顯“靜悄悄”，除若干法律人些許關注外，社會大眾較少關注。在輿論場上，司法機構的輪替也的確未能如領導人、立法機構和地方縣市首長等層次的輪替那么引人注目。除蘇永欽公開信“沾光”“蔡英文干預司法”的話題走紅外，被輪替的正職負責人賴浩敏甚或是“輪替”本身都未能成為輿論場上的一個話題。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司法輪替”在兩岸真的“微瀾不驚”、“無關緊要”，相反，由于司法權的特點以及臺灣地區司法機構的某些表現，使得“司法輪替”同樣包含著“法理臺獨”的隱憂，且這種隱憂在隱蔽性、可能性和危險性上不弱于甚至強于其他領域的“臺獨”形態。

　　臺灣地區司法機構設“大法官”15人，職司臺灣地區現行“憲制性”規定的解釋、裁決大權，兼具臺灣地區正副領導人彈劾案審判權和司法行政權，構成臺灣地區政治社會的重要一環，蔡英文在解釋其所謂“現行憲政體制”時，亦將“大法官”對于“憲制性”規定的解釋視作“現行憲政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臺灣地區司法機構的一舉一動依然牽動著島內政局和兩岸關系。

　　在歷史上，臺灣地區司法機構在兩岸事務中多次扮演關鍵性角色。早在1954年，“大法官”即以“國家遭遇重大變故”為由，維持在大陸產生的第一屆“國民大會”任期延續，造就“萬年國大”的態勢，堅持當時臺灣當局自詡的“中國法統”。1993年以“政治問題不審查”為由，擱置對臺灣地區“憲制性”規定中“固有疆域”一詞的解釋，其后，“大法官”作出多個解釋為“去中國化”政策提供法源，為“臺獨”言論松綁，為區別對待兩岸民眾的規定張本，其中不乏“兩國論”的因素作祟。可見，臺灣地區司法機構在1987年兩岸交往后的數十年間，其實從未缺席。

　　與前兩次政黨輪替不同，2016年臺灣地區的三度政黨輪替乃是全盤輪替。此前，民進黨在領導人、立法機構成員和地方縣市首長層次均獲得壓倒性優勢。但由于臺灣地區司法機構的“大法官”有任期保障，使其不隨臺灣地區政黨輪替而發生即時輪替。因此，國民黨執政時期任命的一批“大法官”能延續至“520”后，也成為國民黨在臺灣地區政權體制中殘存的唯一影響所在。加之“大法官”擁有解釋“憲制性”規定之權，這批“大法官”甚至被寄予維護兩岸關系政治底線的唯一希望。

　　盡管臺灣地區有關規定要求司法權遠離政治，保持公允、中立與客觀的態度，但臺灣地區司法機構似乎距離政治并不太遠，甚至在某些具體個案上受到政治的影響頗深。在既往的“核四”風波、“三一九真調會”事件、“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 事件等政治事件中，司法機構已經深深地卷入于政治糾葛之中。根據臺灣地區“憲制性”規定，臺灣地區領導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提名“大法官”人選，使得“大法官”天然地附著黨派色彩。在2000年至2008年，主要由民進黨當局提名的“大法官”，在包括“陸配地位”案等多個案件中作成有著明顯傾向性的案件，對兩岸關系造成的傷害至今仍存。而在2008年后，“大法官”又作成若干有利于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解釋，在法制技術層面形成有利于大陸居民在臺權利保障的司法準則。這一轉變顯然與其時絕大多數“大法官”由國民黨任命有所關聯。

　　本次司法機構正副負責人換人，對于臺司法機構而言只是一個開端。之后2-3年內，國民黨執政時期任命的“大法官”將全數被換，蔡英文有機會對司法機構進行“綠化”。一批由民進黨任命的、政治立場與綠營接近的“大法官”，在未來會做出何種裁斷，的確未可知曉。當“立法的”、行政的、地方的、政黨的，乃至于社會運動等各層面一再挑戰兩岸關系底線，司法能否獨自堅守底線，是否會成為“法理臺獨”的附從者、推波助瀾者、煽風點火者，亦不得不成為未來思慮的面向。

　　“司法輪替”及其可能產生的“法理臺獨”隱憂，提示著“反臺獨”斗爭的復雜性和隱蔽性：不僅在眾人關注、看得見的領域有“臺獨”風險，而且在鮮有人關注、看不見的字里行間亦有形形色色的“臺獨”可能。在民進黨有可能長期執政的情勢下，唯有以堅持“九二共識”核心意涵不變來應對“法理臺獨”各類形態之萬變，保持對于臺灣內部局勢的足夠敏感性和應變性，方可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保存未來之可能。（祝捷，作者系武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兩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執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