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臺灣時便感嘆臺灣反恐意識的薄弱，在捷運站和客運站，甚至是火車站，基本上見不到像樣的安全檢查。很多同學會感慨臺灣的世外桃源景象，但在我看來不盡然。汪毓瑋老師說反恐是一種無差別的攻擊，只要有那么一聲爆炸，炸在哪里其實無所謂，倘若我是恐怖分子，安全薄弱的地方一定會在目標之內，臺灣對吾等恐怖分子來說才是世外桃源。半年前在大陸發(fā)生的昆明事件就是選擇了并不被人注意的昆明，不得不說恐怖襲擊可能出現在任何一個地方。

　　對于恐怖襲擊，未雨綢繆是關鍵。2016年大陸正式推行“反恐法”，但一出現便引起了社會上極大的爭議，反對人士多以人權的角度批評這樣一部法律的問世，將會讓公權部門以“國家安全”為名，行侵犯人權之實。有趣的是，批評的聲音主要來在臺灣的媒體。

　　該不該通過這樣的一部法律？就客觀條件而言是必須的。近十年來，中國的恐怖主義升級，將反恐納入法制軌道，會使以后的執(zhí)法與反恐行動得到法律支持。但不得不說，這多少會對公民的人權造成一定的影響。按照警方慣例，嫌疑人被拘捕后24小時之內必須移送司法部門，否則就是侵權。而從倫敦地鐵爆炸案后，英國警方將涉恐拘禁的時限提高到了28天。美國以反恐名義侵犯人權的事情更是屢屢發(fā)生，斯諾登得擲地有聲的揭發(fā)讓人如雷貫耳，但有意思的是，斯諾登義無反顧的揭秘，在美國民調的問卷上成為了被人討厭的事情。

　　人權和安全之間并不沖突，安全屬于人權的一部分，霍布斯在《利維坦》中就認為人們因為安全的需要而組成了政府。人權的內容可以被拆分分級，安全需求一定是低等級，也是最基本的人權內容。只有在基本人權保障之后，人們才可以去說去爭取更多的高級的人權內容。在緊急情況下，多少會出現的侵犯人權的情況，這應該被理解，但緊急情況一旦被解除，被侵犯者也應該有獲得補償的權利。

　　問題的關鍵就在于法律會不會被亂用，法律是人定的，也是人壞的，就如同臺灣38年的戡亂戒嚴一樣，可以說任何一部法律，只要被有心人利用，都會出現背離法律宗旨的行為。就我的知識而言，若解決此類情況，一是根據實際情況不斷完善法律條文，二是充分發(fā)揮司法系統的監(jiān)督作用。民眾不應該懼怕各式各樣的安全法，但同時民眾也有理由要求配套的監(jiān)督機制的到位，這很重要。（本文作者：王曉笛，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生。本文為網友來稿，不代表中國臺灣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