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服務的里，名稱叫嘉義市西區培元里，里辦公處位于培元里內一個熱鬧的區域中。由于里長是最基層的“地方首長”，里民們從里辦公處門口經過，少不了進來喝茶聊天小坐。這里就像個大家庭，有老有青有少，有爭吵也有歡笑。
阿海伯是獨居老人，身體硬朗，八十幾歲了，不分寒暑，每天清晨四點起床，騎機車到嘉義市郊的蘭潭邊小山坡慢跑一小時，回家沖個澡，然后開始一天的生活。阿海伯經常一早就到里辦公處報到，時日一久，我索性復制了一個鐵門的遙控器給他，由他幫我開門。
阿海伯年時到臺北混江湖。那年他十七歲，只身北上，在萬華一帶結交不少朋友。有一次，他的朋友與敵對幫派人馬沖突，雙方一陣互毆后，對方陣營突然閃出一人，亮出一把武士刀。眾人驚恐之際，少年阿海沖上前去，空手奪白刃，并將那人擊倒在地，嚇得對方人馬四散奔逃。那次以后，阿海這個鄉下進城的孩子，成了同伴眼中的英雄。
這是阿海伯經常拿出來講的光榮歷史，姑且當真。但不爭的事實是，中年以后他人生落寞，賣榨汁機的生意失敗，繼之喪妻、喪子、喪女，剩下一個兒子罹患精神疾病，被送到療養院安置。阿海伯從此孑然一身，住在陋巷里的小屋內，里辦公處成了他的精神寄托之處。
每天上午他到里辦公處開門后，迎接各方賓客。老人家雖然身世凋零，但年少時的氣勢還是有的，他經常為了小事與其他賓客爭論不休。例如，里民老竹說街角陳家大嬸準備開店賣面，阿海伯說沒有。兩人的論述先是語氣平和，繼之面紅耳赤，最后挽起袖子，作勢要打。
中文里“作勢”這兩字造得真好。兩位老人家只是做做樣子，不會真打，最后由里長出面調停，說道：“這樣好了，你們兩位先坐一下，我過去看看！”
須臾間腳踏車騎到陳家大嬸家里，打聽之下，原來她有打算開面館，但還在“想”的階段，并沒有付諸行動。里長回到里辦，把調查結果向兩位老人家匯報，只聽老竹拉開嗓門說道：“你看吧，我說有就是有，還跟我辯！”誰知阿海伯氣勢更盛，驚天罵道：“她只是說說而已，不會真的開店，你知道什么！”
對于陳家大嬸的面店，兩位老人家都沒有投資，將來也不一定會去吃，但他們卻可以爭辯到挽起袖子，“作勢”要打。這種事不斷發生，一開始我會為了追求真相而前往現場查證，然后再向他們回報，后來索性不出動了，因為即便調查出結果，兩人還是會吵。
人類只要有心吵架，不怕找不到題材。阿海伯對其他里民的態度是這樣，對里長也差不多。例如，有一次我有事出門，先交代他：“我出去一下，等一下有人拿50元(新臺幣，下同)到里辦公處，麻煩你代收一下。”這是稍早我到市場買東西時，老板一時找不開，說等一下從里辦公處門口經過，再拿給我。
阿海伯說：“好。”但等我回到里辦公處時，他卻滿臉驚訝地告訴我：“剛才有一個人拿50元給你哎！”我說，知道，剛才出門前已經預告過了。
阿海伯驚疑的神情還沒收起，問道：“那是什么錢？”
“買東西找的錢。”我答道。“拿錢來的那人是誰？”
“面包店的老板。”我開始感到不耐煩了。“他為什么要拿錢過來？”
“……”已經到我不想回答的時候了。
“他的面包店在哪里？”“……”無言。
“你什么時候去買面包的？”“……”繼續無言。
請他代收新臺幣50元，老人家可以把何時、何地、何人、何事、何物、為何、如何等新聞元素全部問完。阿海伯年輕時到臺北混江湖，中年以后賣榨汁機，我倒覺得他沒去當記者真是可惜了。
其實，老人家之所以會這樣，我可以理解，他是想彰顯自己的重要性，無妻無子，兩袖清風，身體練得那么健壯，生活中還有什么事可管？無非就是里辦公處里的一些小事，任何小事他都當成天大的事，管到底了。
年紀老邁了，但年少時的氣勢還在。人活著，靠的不就是這股氣嗎？哪一天阿海伯這股氣沒了，里長才要擔心呢！
里辦公處內有時嘻嘻笑笑，有時吵吵鬧鬧，但每日熄燈后，一切終究歸于平靜，一家人不也是這樣嗎？
蔡坤龍：臺灣嘉義市培元里里長，其頭銜類似于大陸的村長或街道辦主任。名義上是散落在8條巷弄里近2000名民眾的“最高長官”，實際上的“政務”大都是幫忙疏通下水道、調解鄰里糾紛、收留流浪貓狗、向隔壁福義軒蛋卷門前夜間排長隊的民眾宣導不要擾民等。曾在《中國時報》等媒體擔任十多年社會新聞記者的經歷，讓他在雅虎、中時等網絡上開設名為“菜鳥里長”的博客，記錄下里內小民的點滴生活。這些最底層的溫情、快樂和感動故事，一度紅遍島內網絡，也讓其成為臺灣最具知名度的里長之一。
[責任編輯：朱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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