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監獄挾持案 比電影還夸張的臺版監獄風云

　　“瞠目結舌！挾持人質的受刑人，打電話出來招朋引伴也就罷了，居然還可以聯系媒體、刊登聲明，然后‘矯正署長’當他們的發言人。但這都不夠嚇人，被挾持的典獄長，竟可接受電視臺連線專訪……我的天！所以你們在教這個社會什么？”

　　高雄監獄劫持案落幕后，“立委”段宜康在臉書發文，直言看不懂這出“鬧劇”。臺灣導演陳玉勛也說，“臺灣編劇實在太難寫荒謬劇了，每天發生的新聞都比用力編出來的還荒謬還夸張許多，觀眾就別再挑剔我們的劇本不合情理了，現實事件更不合情理！”

　　度過了最緊張危險的時刻，事后再看這起發生在高雄監獄的挾持人質暴動事件，確實更像是一場各方參演、媒體直播的“犯罪真人秀”。

　　籌謀已久

　　越獄功虧一簣變成劫持事件

　　氣氛壓抑的縫紉工廠里，許多服刑人一周五天，在這里默默勞動。這是他們必須接受的“矯正”，無論“大哥”還是“小弟”，都得踩縫紉機，但是領到的薪水卻極其微薄。也許是在這種日復一日，單調而辛苦的縫紉生涯里，鄭立德的內心開始積攢起了怨憤。如果要追蹤高雄監獄劫持案的端倪，縫紉工廠或許是一切的起點。

　　與鄭立德同樣心存怨憤的另外5名重刑犯，也很快被他延攬至麾下，開始謀劃一樁“大事情”。黑道“堂主”出身的鄭立德膽大心細，他像電影《監獄風云》里演的那樣，不動聲色地藏起一把原本應按程序報廢的剪刀。

　　以無心算有心，鄭立德的“越獄”計劃一開始無比順利，但很快，他遇到了無法逾越的障礙——高雄監獄的安全門。恐怕是在瞬息之間，鄭立德迅速就改變了原定計劃，越獄演變成了劫持。從40分鐘攻進槍械庫取得強大火力的過程可以看出，鄭立德不僅悍勇，更機變過人。就像臺灣網友評價的那樣，雖然作奸犯科咎由自取，但在劫持案件中，鄭立德的表現堪稱其“大哥”生涯的“巔峰之作”。

　　利用媒體

　　劫持者主導“犯罪真人秀”

　　鄭立德的“本事”遠不止劫持人質這么簡單。當原本的越獄計劃失敗，不得不以挾持人質的方式與警方隔墻對峙時，鄭立德在看似沒有突破口的情勢下，立刻發現了另一個“良機”。在高雄監獄典獄長自愿成為人質之后，鄭立德立刻向臺灣某平面媒體打了第一通電話，提出三項訴求。從這里，鄭立德就開始主導整個事件的話語權，讓一起箭在弦上的劫持案件，變成了一場現場直播的“犯罪真人秀”。

　　從14日17點36分開始，鄭立德在8個小時里先后4次與臺灣媒體連線。習慣于見到猛料就撲上去的臺灣媒體，也幾乎變成了與劫持犯直接交涉的另一方，高雄警方反而被晾在一旁，不知如何是好。而被脅迫、面臨生命安危的人質，竟然在劫持犯的暴力威脅與協調人安排之下，與電視臺進行起了現場連線，這簡直是比黑幫電影還要夸張的情節！這也成為臺灣社會“娛樂至死”傾向的最經典寫照。

　　論調動現場能力，鄭立德堪稱高手。臺灣社會的輿論走向，也在鄭立德與媒體一次又一次的互動中越發倒向一邊。暴力越獄、搶奪槍械、挾持人質……這些性質嚴重的刑事犯罪，都在鄭立德及其同伙的“監獄正義”訴求聲里，迅速被“邊緣化”。

　　臺灣歌手謝和弦發在臉書上的幾句質疑，成為了臺灣輿論的“代表作”：“好人為什么會活到變成壞人；壞人為什么會壞到變成犯人；犯人為什么會狠到變成惡人；惡人為什么會想要變成死人？”

　　黑道介入

　　嫌犯與人質擁抱后自殺

　　夸張激烈的開始，戛然而止的收場。如果要用一句話總結高雄監獄劫持案，所有人大概都會這樣表達。在14小時的對峙中，外界設想過很多可能的落幕，但少有人料到，6名劫持犯會在不傷害人質的情況下，突然飲彈自盡。不過細想起來，這樣的解決或許也是最適合鄭立德的“大哥style”。正如前文所說，從生到死，他都是個“狠角色”。

　　事實上，鄭立德在14個小時的劫持過程中，所受到的“禮遇”也令許多人瞠目結舌。與劫匪談判，原本是警方的工作。可是，出現在高雄監獄的，并非臺灣警方的談判專家，而是兩位鄭立德的“友人”。其中的“白狼”張安樂，更是鄭立德親自致電媒體點名的人選。事到最后，鄭立德甚至說，只要張安樂帶兩瓶高粱酒，進去喝兩杯，喝完就釋放人質。與其說這是在談判，倒不如說更像是“大哥”們“喬事情”的架勢。難怪有網友吐槽說，這是竹聯幫在辦尾牙嗎？

　　警方最終沒有放張安樂進入勸鄭立德，鄭立德最終也沒有向人質下手，掙個魚死網破。他與其他5名同伴，選擇在黎明即將來臨的時刻舉槍自盡。

　　典獄長陳世志事后受訪透露，6名嫌犯期間各自講述人生故事，和他話家常，其中除了拿槍抵著他頭的靳姓嫌犯之外，其余5人自殺前，都曾和他擁抱、握手訣別，而且“握手時，我手熱的，他們手都冰的”。

　　按他描述，鄭立德等人將送進來的啤酒及高粱酒各兩瓶喝光，彼此還祝“一路好走”。然后魏良穎、黃顯勝、黃子晏及靳竹生就先分別持手槍開槍自殺，鄭立德、秦義明持槍幫同伙補槍，隨后也開槍自盡。

　　在這種繪聲繪色的描述中，典獄長的“大無畏”，6名嫌犯的“盜亦有道”躍然紙上，臺媒似乎已沉迷于某種“英雄主義”情結中。這起惡性犯罪的是非黑白，早已被忘到腦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