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生活在云南省阿佤山區西盟縣的“直過民族”，佤族人千百年來因高山深谷的阻隔，曾長期保持著原始的生活狀態，教育更是一張白紙。而西盟一中的成立，為佤山教育的發展架起了一座橋。

　　從建校初的兩名教師、13名學生，到目前擁有150多名教師和1800余名在校生；從僅招收初中生，到發展成全縣唯一一所擁有普通高中教育的完全中學；從2007年40.86%的高考上線率，到如今高考上線率100%……這所邊陲中學助力更多“直過民族”學子走出大山的同時，也在用發展講述著我國邊疆地區民族教育“提質升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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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初，云南省第二批本科及預科開始錄取。查到錄取結果的那一瞬間，19歲的佤族姑娘娜花懸了1個多月的心終于放了下來，她考上了云南民族大學的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佤語)專業。

　　3年前，當娜花第一次踏入西盟佤族自治縣第一中學(以下簡稱“西盟一中”)沁源希望高中班時，她對班主任王春林說，自己想成為一名教師。如今，她離自己的目標又近了一步。

　　今年，西盟一中共有280名學生參加高考，其中一本上線4人、二本上線23人，其余全部考上專科，這是西盟一中第四年高考上線率達到100%。

　　位于云南省西南部阿佤山區的西盟縣，有漫長的邊境線與緬甸接壤。因為高山深谷的阻隔，千百年來，生活在這里的佤族人一直保持著結繩記事、刻木計數、用樹葉雞毛當“信件”的原始生活狀態，教育更是一張白紙。

　　1956年，他們從原始社會末期、奴隸社會初期，跨越幾種社會形態，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成為我國的“直過民族”之一。

　　1959年9月，西盟一中的成立，為佤山教育的長久發展架起了一座橋。從建校初的兩名教師、13名學生，到目前擁有150多名教師和1800余名在校生；從僅招收初中生，到發展成全縣唯一一所擁有普通高中教育的完全中學(既有初中學段又有高中學段的學校——記者注)；從2007年40.86%的高考上線率，到如今高考上線率100%……這所邊陲中學助力更多“直過民族”學子走出大山的同時，也在用發展講述著我國邊疆地區民族教育“提質升級”的故事。

　　9月初開學，娜花將第一次走出西盟，和正在云南農業大學上學的二姐娜很一起去昆明讀書。對此，她心里既忐忑又充滿期待。

　　漸入人心的讀書意識

　　王春林是2000年來西盟一中工作的。那一年，正趕上西盟縣城從山上的勐卡鎮搬遷到山下的勐梭鎮，當時，西盟一中的部分教師和學生優先搬到了新學校。

　　工作第一年，王春林的班里有38名學生，這也是當年西盟一中高一年級的總人數。作為一名外來教師，除了要盡快適應新環境，她還要處理一些從未遇到過的情況，比如，學生的突然輟學。

　　“第一次去鄉下找學生的時候還挺感興趣的。”王春林說，當時一名擔任班長的男生被家長叫回家了，她和同事就一起去了莫窩鄉莫窩村看看情況。“去之后發現，他家里確實挺困難。那個男生哭著想來讀書，家長死活不同意，覺得把這么好的一個勞動力關在學校，不用就很吃虧。”

　　這樣的情況，何開武在2003年到西盟一中工作之前經常遇到。此前他曾在西盟縣大馬散村的一所只有一至四年級的學校當過代課教師。

　　2000年，為了促進民族教育發展，云南省開始對邊境沿線的鄉、村學校學生實施“三免費”(免教科書費、免雜費、免文具費)政策。即便如此，很多村民也不愿意讓孩子來讀書。

　　何開武每天上課前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去學生家里挨個叫學生來上學，“如果不叫他們，三分之二的學生就去山上放牛了。”

　　他也曾詢問家長“為什么不讓孩子讀書”，他們的回答讓何開武至今印象深刻：“去讀書我們家的牛誰來放？你們老師工作有人給你們發工資，我讓小孩去讀書又沒人給我發工資。”

　　而在西盟縣的新廠鎮阿莫村，由于附近的一個錫礦廠在建設過程中引進了不少外來人才，村里的佤族人比縣里其他地方的人更早接觸到這些人才，所以他們對于教育的態度在當時已經開始轉變。

　　1989年出生的葉金，父母是錫礦廠的工人。正因為看到了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在工作中展現出的優勢，他們從小就支持葉金讀書，并且希望她能夠學到更多知識，開闊視野。

　　那時正巧趕上錫礦廠職工子女可以去縣城讀書的政策，葉金大概從5歲半開始，就和廠里的其他40多名孩子一起去縣城讀書。

　　她記得每次上學前，母親都會給她扎個馬尾辮，而這個馬尾辮至少要“支撐”她一周的學習、生活。“那時候大家年紀都很小，根本無法照顧自己。如果在縣城看到一堆蓬頭垢面的小孩，基本上就是我們了”。

　　相較于葉金有來自父母的支持，1995年出生的拉祜族男孩扎安一直都知道，如果不想像父母一樣一輩子務農，讀書就是自己的出路。

　　“小時候，村里人普遍不重視讀書，爸媽一直覺得上學是一件浪費時間、浪費錢的事情。”扎安說，自己還有兩個哥哥，父母希望他們兄弟3人盡早去地里幫他們干農活。

　　受到老師的鼓勵，扎安小學三年級時考上了西盟縣民族小學。他想去縣城讀書，可這無疑會增加家庭經濟負擔，他就哭著跟父母說，只要把他送到學校，給一點生活費就行。

　　為了多省點錢，放假時，扎安經常選擇走路回家。從學校到自己家所在的翁嘎科鎮龍坎村英不龍拉祜組有60多公里的山路，他早上五六點起床，邊走邊跑，也要到晚上五六點才能到家。

　　“以前寨子里的人都不喜歡讀書，我想讓自己成為一個榜樣。”2016年，從西盟一中畢業后，扎安考上了云南林業職業技術學院，他和另外一個表哥成為寨子里最早出去讀大學的人。

　　貧困不再是求學路上的絆腳石

　　作為典型的“直過民族”地區，西盟縣集邊疆、民族、山區、貧困于一體，曾在云南乃至全國都屬于貧困程度最深、脫貧難度最大的地區之一。2013年底，全縣貧困鄉(鎮)4個、貧困村34個、貧困戶9011戶29563人，貧困發生率高達36.64%。

　　2005年起，云南省開始把“三免費”調整為“兩免一補”(免學費、免書本費，提供生活補助)，進一步減輕了貧困家庭在義務教育階段的經濟負擔。

　　娜花家所在的岳宋鄉曼亨村曾是西盟縣的重點貧困村，一家5口靠采茶為生。娜花的父母雖然不反對3個女兒讀書，但因為家庭收入不多，也只打算讓她們讀到初中畢業。

　　娜花的大姐只讀到初中畢業，到二姐娜很畢業那年，父母同樣表示讓她別再讀了。娜很說：“我聽了，但沒聽進去。當時就覺得自己不能不讀書。”

　　西盟一中開學那天，娜很瞞著父母，偷偷收拾行李去學校報到，因為學費沒有著落，她一路上都十分忐忑，也做了最壞的打算，如果不行再收拾東西回家。

　　好在班主任丁毅及時了解到她的困難。“他當時跟我說可以晚一點交學費，后來我才知道是他先幫忙墊了學費。”提起這件事，娜很心里充滿了感激。

　　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越來越多的社會目光開始聚焦西盟教育的發展。隨之而來的，是各種針對貧困學生的資助幫扶政策。

　　西盟縣人民政府公布的數據顯示，去年春季，西盟縣享受普通高中國家助學金297人，發放助學金347250元；建檔立卡免學雜費補助249人，發放助學金136950元；地方政府資助249人，發放資助金311250元。

　　輪到娜花讀高中時，恰巧趕上云南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在西盟一中設立的“沁源希望高中班”第一年招生，不僅能免去家庭困難學生的學費和住宿費，每月還會發放一筆生活補貼，娜花順利入學。

　　隨著娜很考入云南農業大學，成為寨子里的第一個大學生，娜花也在心里默默定下了目標，一定要像姐姐一樣去讀大學。她說：“家人不支持，姐姐都能做到，我為什么做不到？”

　　當了班主任之后，王春林粗略計算過，來自國家的補助和社會愛心人士的資助，基本能夠覆蓋班里貧困學生日常消費的1/2到3/4。“以前確實有學生因貧困輟學，但現在貧困已經不再是阻礙他們上學的主要因素了”。

　　如何幫助學生突破自我

　　大山里的西盟縣交通閉塞，只有一條通往外界的路，還有很多學生直到高中畢業都沒離開過縣城。但也正是這條路，讓很多外面的老師帶著知識來到西盟一中。

　　剛來的時候，何開武像很多老師一樣，經常把自己看到的關于外面世界的故事分享給學生，鼓勵他們好好讀書，以后考一個好學校，找一份好工作。只是他沒想到，有些學生的反應卻是“那是漢族做的事，跟我們沒關系”。

　　為了改變學生的這種想法，何開武也會用他們身邊一些少數民族學生的求學經歷來激勵他們。他說：“當時很多學生缺乏讀書的目標，學習沒有主動性，樹立一個榜樣能幫助他們找到努力的方向。”

　　跟葉金一起到縣城讀書的40多名學生中，只有3個人堅持讀到了高中。上高中前，葉金只知道大學生是很厲害的角色，直到在西盟一中遇到了自己的班主任，“她也是本地的佤族人，在讀書過程中吃了很多苦，但還是堅持了下來，她的故事對我鼓勵很大。”

　　那時候，葉金雖然從老師那里聽說過無數個關于外面世界的故事，但在她的心里，外面的世界依舊是一個模糊的概念。

　　當時恰逢國家加大對民族地區教育的對口支援，《關于推動東西部地區學校對口支援工作的通知》《關于東西部地區學校對口支援工作的指導意見》等一系列支持政策也相繼出臺。上海市黃浦區對口支援西盟縣，不僅幫西盟一中建起了新教學樓，還為其配備了全校唯一一臺多媒體設備。

　　正是這臺多媒體設備，徹底改變了葉金。“因為數量有限，很多老師都要提前預約才能使用。”葉金記得有一次，語文老師講完課后帶他們看了一部名叫《尼斯湖水怪》的電影。這部電影帶來的鮮活世界，讓她驚奇，“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么多未解之謎”，并且讓她產生了一定要出去看看的想法。

　　后來，葉金如愿考上玉溪師范學院。2013年大學畢業后，她決定回到母校西盟一中任教。作為一名政治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葉金時常覺得從學生身上能看到自己當初的影子，“他們敦厚、老實，學習是苦熬出來的，靈活性相對較差。”

　　每當這個時候，葉金總會跟學生講自己以前的學習方法，同時會組織班里成績較好的同學分享他們的學習經驗，希望學生能夠盡快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

　　而大學的學習經歷，更讓她看到了“直過民族”的學生與外面學生在語言表達能力、思維能力等方面的差距。“比如辯論賽，我以前都沒有接觸過。他們的語言表達能力更強，對問題的思考分析也更加全面。”

　　角色轉變后，葉金經常鼓勵學生積極參加學校活動；在講課時，如果有可以用來辯論的內容，她也會盡量給學生創造機會。“有的學生可能會支支吾吾，我會用自己的經歷鼓勵他們打破界限，勇敢表達自己的觀點。”

　　在王春林的班里，每周的班會都是學生分享的機會。他們有時會讀一篇文章，有時是分享通過互聯網查的自己感興趣的職業或專業的相關資料……通過鍛煉，王春林發現，以前這些喜歡一塊兒回答問題，或者用點頭、搖頭來問答問題的學生，已經能夠在全班同學面前大大方方地表達了。

　　如今，隨著西盟一中教師隊伍的發展壯大，教師素質也在不斷提升。該校副校長何開武表示，以前學校有很多老教師是專科生，現在絕大多數都是本科生，還有一部分是通過“農村學校教育碩士師資培養計劃”來支教并留下來的研究生。

　　從“富口袋”到“富腦袋”

　　通過一次次家訪，西盟一中的教師見證著脫貧攻堅給鄉村帶來的新氣象。

　　以前教師家訪，進村的路都是土路，學生家里住的多是茅草房、石棉瓦房，衛生條件差，有些貧困家庭家里只有一口鍋和一個煮飯的三腳架。如今，不僅進村的道路變成了水泥硬化路面，村民搬進了磚混結構的平房，開始用上電視機、冰箱等家電，而且他們的生活習慣、衛生習慣也大為改善。抽煙的人越來越少，每家每戶基本都有自來水，并逐漸改掉了喝生水的習慣……

　　2018年，西盟縣正式退出貧困縣序列，率先在全國“直過民族”地區實現整體脫貧摘帽。作為“掛包幫”隊伍的一員，葉金在去村里跟家長交流的過程中，明顯感受到他們對學生的管理配合度提高了。比如，快開學時，家長會主動監督學生調整作息；對于老師布置的作業，有些家長雖然看不懂，但會及時督促學生完成……

　　由于外出打工的家長較多，現在西盟一中的學生里有很多都留守在家。不過，班主任葉金經常接到家長打來的電話，詢問近期孩子在學校的表現。“家長出去務工后，教育觀念也在逐漸轉變，很多人因為沒有知識，只能干一些體力活，所以回來之后也會叫孩子努力學習。”

　　“現在基本不存在要老師去找學生來讀書的情況了。”王春林說，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有些家長開始嘗試花錢為孩子購買網課，他們變得更愿意為教育投資。

　　隨著交通、信息、經濟狀況的改善，王春林還發現，近幾年，為了讓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西盟縣越來越多的家長把孩子送到普洱、曲靖、玉溪、昆明等教育資源更好的地方上學，現在很多學生從小學就開始去外面讀書。

　　除此之外，學生的精神面貌也在悄然改變。前幾年，西盟一中來過兩批來自德國的支教教師。何開武觀察到，學生們對這些老師表現出強烈的好奇心，很多人雖然英語口語能力不好，但還是愿意去展示自己，主動交流。他說：“那兩年對學生英語能力的提升還是挺大的。”

　　從說普通話帶有濃重口音，到現在去市里參賽獲獎；從靦腆、不善言辭，到開朗、愿意主動交流……王春林說：“20多年的教學生涯，很高興見證了這些孩子從任何內容都需要老師教，到逐漸意識到老師講的也不一定是對的、可能老師知道的還沒我多，這種自信越來越明顯。”

　　為鄉村發展注入新鮮血液

　　提起高中教育對學生未來發展的影響，王春林總會談到自己教過的第一屆學生。雖然3年后大部分人專科都沒考上，但回村以后，他們依然是當地學歷較高的。因為受過教育，他們相較于其他村民更善于接受新鮮事物，并且敢于成為村里“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后來，他們中有不少人都成了國家扶貧政策的受益者，不僅改變了自己的家庭經濟狀況，還成為帶動更多村民脫貧的致富帶頭人。

　　扎安也在努力成為這樣的人。從去昆明讀書的第一年春節放假回家開始，他每年都會跟表哥一起在寨子里組織一場春節晚會，邀請村里正在讀書的孩子和有才藝的成年人參與表演。

　　扎安表示，寨子里的人大多比較內向，通過舉辦晚會，希望他們能了解更多外界新鮮的信息，也看到讀書給個人帶來的改變，逐漸帶動起他們讀書的積極性。

　　為了辦好這場晚會，他們幾乎要從放假第一天忙到晚會表演結束。扎安說：“大人主要表演民族傳統曲目；通過視頻教小孩子外面流行的舞蹈、歌曲，為他們將來能展現出自己最好的一面打下基礎。”

　　節目開始那天，幾乎全寨子的人都會去球場看表演。

　　看到扎安的變化，扎安父母對于讀書的態度也逐漸轉變。后來，他還在父母的支持下通過了“專升本”考試，考入普洱學院學農學專業。村民在這樣的影響帶動下，也越來越重視對孩子的教育，之后寨子里又走出了五六名大學生。

　　去年畢業后，扎安決定回鄉創業：“每次回來都覺得家鄉發展得很慢，仔細想想，覺得家鄉需要更多年輕人把它建設得更好。”他把目光放在了獨具云南特色的野生蜂蜜上。

　　擁有豐富的植物資源和良好的生態環境，扎安家附近的山上，有大量大掛蜂、樹酸蜂、土酸蜂等野生蜜蜂。村民平時除了種植橡膠、甘蔗，還會去山上采野生蜂蜜來增收，卻時常為蜂蜜的銷路犯愁。

　　看到互聯網經濟帶來的巨大機遇后，扎安也想試一試，通過互聯網把家鄉的農產品推廣出去。經過策劃與學習，去年11月，他和表哥一起在短視頻平臺上開設了自己的賬號“安四野”，并在簡介中寫道：我是一個云南普洱農村的拉祜族小伙子，想給大家看我們去大山里采蜜的生活。

　　他的鏡頭里，記錄著從山里背著蜂箱回家的老人、不同蜂蜜的狀態，更多的是展現村民采蜜的過程……“我目前主要在幫村民代銷，因為賬號粉絲量有限，目前銷量還不太理想。”他說。

　　雖然現階段還有很多困難，但扎安說自己想要建設家鄉的理想不會變。

　　(本版照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王喆 劉世昕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