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面中，河北省省長張慶偉獨自坐在鋪著墨綠色桌布的長桌一側，他的對面坐了兩個人：中央環保督察組正副組長。3人呈等邊三角狀。這是迄今關于環保的最高級別的約談。長桌對坐3天后，污染治理成為河北兩會上最熱的議題

　　法治周末記者 陳霄

　　新年的第一個工作日，“河北省領導班子過得并不輕松”，央視在當天的一檔新聞欄目中這樣總結道。

　　畫面中，河北省省長張慶偉獨自坐在鋪著墨綠色桌布的長桌一側，他的對面坐了兩個人：中央環保督察組正副組長。3人呈等邊三角狀。

　　這是迄今關于環保的最高級別的約談，省部級官員之間的對話——代表中央的督察組約談河北省委書記、省長。

　　此前的整個元旦假期，華北上空一直被霧霾籠罩，不過，人們相信，河北成為中央環保督察組進駐的首站并非偶然。

　　“欽差”出行、約談長官、進駐地方、接受舉報，這些元素在近兩年并不陌生。

　　疑問在于，針對環保的這場督察，是否會與中央巡視組在反腐領域那樣，刮起一場巨大的風暴？當然，人們更關心的是，從此之后，中國會不會出現“約談藍”？

　　為什么是河北

　　中央環保督察組的首站選擇河北，人們并不感到意外。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政策與環境規劃研究所所長宋國君教授說，在華北地區的人都有感受，河北污染比較嚴重，尤其是空氣污染。

　　“巴黎氣候大會時，在熱議氣候變化的同時，也在熱議北京的霧霾，北京霧霾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說，黨中央和國務院對此很重視。

　　環保部統計的74城空氣質量數據顯示，在全國空氣質量最差的前十榜單上，河北長期占據半壁江山，邢臺、保定更是屢奪第一。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在2015年7月召開的第十四次會議上，在對中央環保督察作出部署之時，就已明確“要把環境問題突出、重大環境事件頻發、環境保護責任落實不力的地方作為先期督察對象”。

　　也是在這次會議上，審議通過了備受關注的《環境保護督察方案(試行)》和《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試行)》等黨內法規。

　　產鋼大省和燃煤大省河北的入選似乎早已命中注定。

　　“環境治理一般從最嚴重的地方來著手進行，要抓就抓典型。”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環境資源法研究所所長王燦發教授并不感到吃驚。

　　約談的效果很快便出現了。

　　河北省委省政府領導多次表態全力支持此次督察，還專門為此成立了工作協調組。

　　在河北的兩位最高長官與督察組長桌對坐3天后，污染治理成為河北兩會上最熱的議題。省委書記趙克志在會上強調，要把生態優先綠色發展放在最優先的地 置。省長張慶偉則直接在作報告時承諾，十三五期間，PM2.5濃度較2013年下降40%，并力爭讓河北重污染城市退出全國空氣質量榜末10名。

　　中央環保督察組進駐河北并召開動員會的當天，河北省環保廳首頁掛出了數條關注大氣污染治理的新聞，包括河北省大氣污染防治立法協商、邯鄲散煤治霾、衡水信息化治霾、出臺生態環境監測網絡建設等；兩天后網站的彈窗顯示的是暫停委托對機動車排氣污染進行檢測網上受理的通知。

　　“對生態環境問題突出，生態治理持續惡化的地方，該約談的約談，該追責的追責，絕不能顧及情面，特別是對黨政領導干部，在環境保護方面不作為、亂作為，甚至失職、瀆職，濫用職權的，要依法依紀嚴肅處理。”趙克志在動員大會上逐字逐句地作了表態。

　　“欽差”的來頭

　　中央環保督察的設計，也是深改組上述會議作出的部署。

　　此次進駐河北的中央環保督察組，組長是環保部原副部長周建，副組長為現任環保部副部長翟青，組內成員還包括來自中紀委、中組部、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督查室人員等。

　　“層級有多高，看下組員就知道了。”常紀文解讀說，雖然去的人級別不高，但代表的是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威力很大。由于中辦國辦都派了人，地方上自然要對應黨委和政府，因此省委書記和省長都必須出面。

　　與以往督查組不同，中央環保督察組并不處理具體個案，而是重點督察地方黨委政府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環境保護重大決策部署情況，解決和處理突出環境問題，落實環境保護黨政同責、一崗雙責，嚴格責任追究。

　　“簡單來說，一是看黨的生態文明建設方針落實得怎么樣，包括地方產業結構調整落實得怎么樣；二是地方有什么困難，聽取一下。”常紀文告訴法治周末記者。

　　翟青此前介紹中央環保督察組時提到，督察的對象主要是各省級黨委和政府，并下沉到3個至5個地級市黨委政府及其有關部門。

　　過去，環保約談并沒有地方黨委的身影，被約談的往往都是行政首長。

　　2015年7月通過的《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試行)》，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提出了環保“黨政同責”的要求。

　　“環境保護搞得好不好，地方黨委起很大作用。”常紀文此前就呼吁過環保領域黨政同責，在當前“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的體制下，很多決策都是黨委和政府共同作出的，但過去沒有對此予以明確，黨委的環保責任實際被虛化了。

　　除了督察組的層級和權威性外，督察結果的應用也會對地方形成震懾力。

　　據翟青介紹，在督察結束以后，重大問題會向中央報告，督察結果要向中央組織部移交移送，這些結果將作為被督察對象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考核評價任免的重要依據。

　　“確實會起到震懾作用，這是光由環保部門一家約談、督查都無法到達的高度。”王燦發說。

　　期待“約談藍”

　　地方官員其實對環保約談并不陌生，在剛剛過去的一年，至少有20個城市因環境問題被環保部約談。

　　在經歷了2015年上半年糟糕的持續重污染天氣之后，河南省鄭州市曾在2015年7月末出現了一周多的好天氣。

　　湊巧的是，此時恰逢華北環保督查中心受環保部委托對鄭州市領導進行約談，鄭州市民將這些難得的數日藍天歸功于此，將其命名為“約談藍”。

　　鄭州成為全國第一個因空氣質量惡化而被約談的省會城市，后來這份名單上又陸續增加了哈爾濱、沈陽、長春、昆明等。

　　“從去年的情況來看，約談的效果還是不錯的，一些地方采取了嚴厲的治污措施。”王燦發認為，地方被約談后一般都加強了治理污染的力度，這至少能夠扭轉污染惡化的趨勢。

　　因被約談而受到觸動最大的可能是山東省臨沂市。臨沂市市長張術平在被約談時稱，接受約談心情非常沉重，他向約談者表了決心，信誓旦旦地稱“我向你們保證，我不會再接受第二次約談”。

　　旋即，臨沂開始了鐵腕治污，短短4個月內，臨沂163家企業停產，412家企業限期整改治理，成就了全國關注的“臨沂樣本”。

　　臨沂的強勢治霾在迅速見效的同時也引發了一些爭議，據報道關停整治污染企業導致當地數萬人失業，并引發千億元債務危機，但從輿論上看，這種做法得到公眾和環保官員的支持。

　　在更多的地方，被約談的行政長官表態將盡力治理污染保護環境之后，最先出現的并不是城市上空的藍天白云，而是環保系統的“密布烏云”。

　　據媒體報道，去年大規模的環保約談之后，地方幾十名相關主要負責人被批評、警告、免職，其中多數集中在環保系統。

　　“一約談市長，環保局長受處理了，當然，地方環境治理不好環保局長可能有一定的責任，但整個地區的環境保護不是環保一個部門能夠做到的。”王燦發指出。

　　在王燦發看來，環保督察要出效果，需要多個方面的配合，紀檢監察、組織部門、媒體跟進，有些地方官員未必害怕約談，但害怕被媒體曝光、害怕升遷受阻、害怕被追究責任。

　　不過，很多人并不認為約談與重現藍天之間存在必然聯系，盡管如今約談的主體和對象都已升級。

　　“約談最重要的意義可能在于，在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尖銳矛盾下，影響地方領導作決策的權衡考量，加大環保因素在領導頭腦里的權重。”環保專家宋國君對法治周末記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