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報評“上海女逃離”：農村，說聲愛你太沉重

　　網上熱議的上海女孩拍下的江西男友家的晚餐

　　農村,說一聲愛你太沉重

　　作者:李拯

　　人既是天地之間遺世獨立的個體,也是嵌入社會網絡的一個結點,人的命運改變,既需要個體意義的向上流動,也需要社會層面的整體提升。

　　這個春節,一位上海女孩引發廣泛的社會討論。這位女孩春節到男朋友的江西老家過年,卻把男朋友家的晚餐發到網上,不僅毅然和男朋友分手,而且連夜返回上海家中。事件雖然尚有疑點,但在春節團圓期間,在人們正為返鄉而愁腸百轉之時,瞬間戳中了無數人的情感神經。

　　城市與鄉村的差距,婚姻與家境的關系,階層固化與社會流動的辯論,“孔雀女”與“鳳凰男”的標簽……一時間,各種討論唇槍舌劍,反映出復雜多元的價值圖譜。這位女孩曬出晚餐照片確實有欠考慮,但也要尊重她個人的擇偶權利,不應該出于同情農村人而對她進行人身攻擊。而僅憑一桌飯菜就給故事的男主角貼上“鳳凰男”的標簽,更是令人齒冷心寒的誅心之論。可以說,故事的男女主角都有情非得已的隱衷,他們的命運就像時代洪流濺起的泡沫,輿論不應該去消費個體的苦衷,而應該透視泡沫折射出的深層問題。

　　事實上,這樣的糾結,是已經接受對方在城市的獨立存在,卻無法容忍對方在農村的家庭出身。這就像《紅與黑》的女主人公,當她把于連當做一個特立獨行的個人,就心懷一種“偉大和勇敢”的浪漫主義感情;但是一旦她想到于連只是一個木匠的兒子,就馬上為自己的情感付出羞愧難當。這其實反映出農村大學生向上流動的兩個面相:他們確實通過高考實現了個體命運的改變,但即便如此,他們也無法改變自己的農村出身。也就是說,農村大學生在改變個體命運之后,還需要完成社會身份與社會關系的重建。而后者,是一個更加沉重的任務。

　　有哲人曾說,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這樣一個高度凝練抽象的定義,對于農村大學生而言,卻體現為點點滴滴的殘酷現實。他們即便通過自己的努力離開了貧窮的鄉土,實現了個人意義上的命運逆襲,但是兒時的成長記憶還在、農村的社會關系還在。這些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網絡,有時融化為心中溫馨而浪漫的鄉愁,但更多時候,卻是以個體反哺家庭、造福桑梓的形式侵入到生活中。這正如風靡網絡的文章《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所言,農村大學生“盡管自身背負房奴、孩奴的壓力,他從來就覺得回報原生家庭是義不容辭的責任”。他們只身到城市建功立業,在原子化的生存中不斷獲得個人成功,也不斷通過個人努力反哺農村家庭,但是他們無法在城市重建身份認同與社會存在。

　　春節返鄉團圓,恰恰是對農村出身與社會關系的再次確認,而那位女孩的連夜出走,也正是對這種社會關系的拒絕。因此,這不僅僅是城鄉差距的問題,也不僅僅是階層固化的問題,而是農村大學生在向上流動之后,如何去重新構建自己的社會身份的問題。“我奮斗了18年,現在終于可以與你坐在一起喝咖啡”,但是在這樣的悲情故事之后,如果“我”的父親還在農村面朝黃土背朝天,“我”的親戚還在背井離鄉進城務工,“我”真的實現了完整意義上的命運改變嗎?恐怕那些帶著有色眼鏡的“鳳凰男”標簽,還是會充滿歧視與不屑地飛來,以家庭出身與社會關系的名義將個體掩埋。

　　著名作家劉震云早在小說《一地雞毛》里面,就對農村大學生的城市生活進行了深入刻畫,當農村的社會關系不斷侵入到現實的生活中,主人公在良知與現實的雙重擠壓下心力交瘁,而家庭生活也正如小說名字所言——一地雞毛。這次事件不過再次提醒人們,人既有個體性,也有社會性;既是天地之間遺世獨立的個體,也是嵌入社會網絡的一個結點。因此,人的命運改變,既需要個體意義的向上流動,也需要社會層面的整體提升。也就是說,當人們為階層固化而感到憂心忡忡、不斷呼吁打開社會流動大門的同時,也應該致力于建設更加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提升社會各個階層的整體福祉,不要讓農村還是那樣凋敝,不要讓農民還是那樣貧窮。否則,少數向上流動的農村大學生,只會在不斷拉大的階層差距中,繼續經受身份撕裂帶來的苦痛,在“回不去的故鄉,融不進的城市”的迷茫中繼續著鄉關何處的身份迷失。

　　無論如何,在春節期間連夜出走,總是與喜慶氛圍格格不入,總是讓人感到心痛。既然不能奢求一個人去承擔時代的重負,既然社會底層的福祉提升進程緩慢,那么,這個社會能否更多一份友善?群體與群體之間、階層與階層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哪怕鴻溝還在拉大,是否能夠多一份“以恕己之心恕人”的友善?這樣,痛苦的刀刃就不會如此鋒利,不至于將已經飽受身份迷失之苦的農村大學生,刺出醒目的傷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