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反腐風暴波瀾壯闊，強力反腐深得民心。然而，與此同時社會上也有一種說法：主張赦免腐敗……對這種似是而非的觀點有必要在理論上給予澄清，政策上更應有針對性地解決。

　　近年來反腐風暴波瀾壯闊，強力反腐深得民心。然而，與此同時社會上也有一種說法：主張赦免腐敗，認為腐敗存量十分巨大，不赦免解決不了；腐敗分子是特殊利益集團，不特赦會阻礙改革；腐敗是制度造成的，特赦腐敗合乎情理；很多腐敗沒被追究，事實上已經(jīng)存在赦免。

　　筆者認為，對這些似是而非的觀點，有必要在理論上給予澄清，政策上更應有針對性地解決。

　　“赦免腐敗論”站不住腳

　　所謂“腐敗存量十分巨大”，這個假設擴大了腐敗犯罪的范圍。腐敗犯罪都是故意行為，貪污賄賂罪是典型的腐敗犯罪，但瀆職犯罪則是過失行為，并不是腐敗犯罪。如將腐敗犯罪理解為貪污賄賂和瀆職犯罪，腐敗犯罪人數(shù)會大幅增加。另外，這個假設將嚴懲腐敗與清除腐敗“畫了等號”。腐敗是私有制的產(chǎn)物，只要國家和階級社會存在，腐敗就不會消除。任何國家都存在腐敗黑數(shù)，但腐敗黑數(shù)到底有多大，各國都沒有準確的尺度來測量。

　　“特赦腐敗”其實只是表面上掩蓋腐敗或將腐敗“染白”而已，實質上并不可能帶來太多的變革，改革的阻力和障礙依然存在。在查處的大量腐敗案中，很多腐敗分子恰恰利用改革中的漏洞發(fā)了財。中國改革開放已經(jīng)30多年，包括政治體制在內的改革從未間斷和終止過。中國的改革不是靠腐敗分子推動或支持取得成功的，而是在黨的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實現(xiàn)的。

　　而“將腐敗的根源定格為制度漏洞”的說法也是一種托詞。制度健全與不健全是相對而言的，世界上沒有絕對健全無懈可擊的制度，任何制度在執(zhí)行過程中都可能存在漏洞或缺陷。另外，在同樣的制度環(huán)境下，搞腐敗的人總是極少數(shù)，反腐敗的人占多數(shù)。這說明人與人之間存在較大的區(qū)別，內因是腐敗行為不可缺少的關鍵變量。將搞腐敗的責任全部推卸給制度，而腐敗分子的責任卻推得一干二凈，是十分不合理的，結果只能讓搞腐敗的人理直氣壯，而反腐敗的人卻直不起腰桿。

　　一些腐敗分子因各種原因而沒有受到懲處，并不是對腐敗分子的赦免，因為一旦條件成熟，腐敗分子最終會被追究。事實上，目前查處腐敗力度與群眾期盼還存在一定差距，恰恰說明加大懲處腐敗力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不應將這種不正常的狀態(tài)用特赦方式處理，讓腐敗犯罪分子逍遙法外。

　　赦免腐敗必然帶來巨大風險

　　赦免制度目前是全球一項極富爭議的制度。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如特赦腐敗將帶來巨大的政治和社會風險。

　　“赦免腐敗”不具有可行性。我國憲法只規(guī)定了特赦，而沒有大赦，赦免腐敗犯罪缺乏法律依據(jù)。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共實施過7次特赦，對腐敗分子并沒有實施過特赦。1989年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發(fā)布《關于貪污、受賄、投機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須在限期內自首坦白的通知》，并不是特赦，因為“兩高”無特赦的權力。1977年11月5日，我國香港地區(qū)曾頒布過局部特赦令，是廉警沖突事件發(fā)生后港英政府不得已而采取的應急措施。特赦令只是掃除了嚴厲打擊腐敗的障礙，之后通過修改完善法律，增強廉政公署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強化打擊腐敗力度，并不斷推動有關的改革，腐敗才逐步得到有效遏制。同樣作為英國曾經(jīng)殖民統(tǒng)治的新加坡，并沒有采取特赦腐敗方式，而是通過嚴懲腐敗并不斷堵塞漏洞，很快走出了腐敗高發(fā)期，這說明特赦并不是解決腐敗必不可少的措施。

　　“赦免腐敗”缺乏必要性。在司法實踐中只要堅持寬嚴相濟的原則，根據(jù)現(xiàn)有的法律制度，腐敗分子與其他犯罪分子一樣有很多機會獲得寬宥，完全沒有必要赦免。

　　一是刑事追訴時效給了犯罪人改過自新的機會。刑法規(guī)定的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責任的有效期限同樣適用于腐敗犯罪。只要不存在追訴期限的延長、中斷和又犯罪的，都不得再追訴。二是自首和立功給了從輕、減輕處罰或免除刑事處罰的機會。三是緩刑給了暫緩執(zhí)行或不執(zhí)行原判刑罰的機會。四是減刑和假釋減少了實際執(zhí)行刑罰的機會。五是黨內法規(guī)對黨員違紀行為也給了改過機會。目前紀律處分的很多規(guī)定都仿效法律制定的，紀律規(guī)定中有很多類似刑法的規(guī)定。只要腐敗分子符合這些規(guī)定，在紀律處分中也很可能會被寬恕。六是司法機關在實踐中給犯罪人明確具體的認罪自新機會。如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2月8日發(fā)布《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具體規(guī)定了一些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的規(guī)定。

　　“赦免腐敗”具有嚴重危害性。“赦免腐敗”將改變黨的性質，制造重大的政治危機。黨的使命包含反腐敗的內容，因而決不允許黨內有腐敗分子的藏身之地。赦免腐敗分子，將會動搖黨和政府的合法基礎，影響黨同人民群眾之間的血肉聯(lián)系，最終喪失反腐敗的機會。

　　“赦免腐敗”破壞法治平等原則，引發(fā)巨大的道德危機。腐敗行為深深刺痛公眾的神經(jīng)，在腐敗被人人喊打的輿論環(huán)境下，赦免腐敗分子無法得到社會倫理道德的支持，而是違背了大多數(shù)人的道理價值觀。對腐敗分子“法外開恩”將會讓依法治國夢想變得支離破碎，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標準也會變得撲朔迷離。

　　“赦免腐敗”會讓腐敗分子肆無忌憚，導致嚴重的法律危機。赦免雖可以暫時性地解決腐敗存量，但無法避免新的腐敗存量的形成。在“不想、不能、不敢”腐敗的機制建立之前，將腐敗犯罪一筆勾銷不予懲治，不但達不到反腐效果，反而會讓腐敗分子更為囂張，使得反腐敗的法律無法得到執(zhí)行。假若反腐敗斗爭吃“特赦藥”上癮，法紀執(zhí)行力將會衰竭。

　　消除“赦免腐敗論”的對策建議

　　反腐敗最終要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必須建成一套有效機制讓腐敗分子能很快被發(fā)現(xiàn)并及時出局，而不是使其得以長期潛伏甚至帶病提拔變成“老虎”，如此才能始終保證公職人員隊伍廉潔干凈。

　　第一，堅決懲治腐敗手不能軟。根據(jù)任務變化相應增加查處腐敗機構人員和編制，優(yōu)化配置反腐敗力量。拓寬線索來源渠道，發(fā)揮好審計、巡視、舉報投訴等多種途徑的作用，積極運用現(xiàn)代科技，對案件線索大清理大排查，做到有腐及時反，有貪立即肅。

　　第二，運用政策爭取和挽救腐敗分子。堅持貫徹懲辦與寬大相結合，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爭取、挽救腐敗分子中的多數(shù)，孤立、打擊少數(shù)，分化、瓦解腐敗分子，正確及時處理刑事案件，有效懲處腐敗。刑法設置的自首、立功等法定和酌定情節(jié)也應適用于腐敗犯罪分子。

　　第三，加大有問題干部淘汰力度。腐敗行為具有“傳染性”，必須及時運用紀律和法律手段，將違紀違法人員“摳”出來。擴充審計、巡視、紀律審查隊伍力量，在地市一級設立巡視機構，將審計、巡視腐敗到基層機構和單位，盡快實現(xiàn)全覆蓋，根據(jù)法紀對有問題的干部及時處理。加強審計、巡視結果的運用，既要追究當事人、領導干部、領導班子的責任，紀檢監(jiān)察機關、檢察院、黨委、政府等更要有針對性提出源頭解決問題的措施，及時堵塞漏洞。

　　第四，暢通干部自由退出渠道。必須盡快將社會保險制度覆蓋所有公職人員，打通不同性質單位之間人才流動的渠道。加強公職人員監(jiān)督管理，加大勞動人事合同管理，對不適宜在公共機構工作的人員，及時解除勞動關系；對違紀違法人員要運用開除、解聘等措施及時與其割斷關系，完善公職人員自我凈化機制，保證公職人員隊伍廉潔高效盡責。

　　第五，完善干部廉潔成長機制。實行真正的聘任制和任期制，加大公務員監(jiān)督管理和績效考核，保證公務員能進能出、能上能下。制定“公務員倫理法”，將廉潔自律的成熟規(guī)定上升為國家法律。新提拔公務員和資金、項目、審批、人事管理等重要崗位人員必須填報個人有關事項報告，對其報告要嚴格審核，不斷提高隨機抽查的比例。公務員要實行經(jīng)常性輪崗交流，重點崗位必須在一定期限強制性輪崗。考慮企事業(yè)人員收入和社會發(fā)展水平，建立公務員薪酬保障和評估體系，保證公務員依靠工資就能過上體面尊嚴的生活。

　　總之，反腐未有窮期，堅持有腐必反、有貪必肅，老虎蒼蠅一起打，以零容忍態(tài)度懲治腐敗，才符合黨的利益，也才符合全體民眾的公共利益。(蔣來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廉政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