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芬拿出丈夫生前的警官證，撫摸著泛黃的照片說：“老張，這回你再也不用惦記了。”

　　原標題：放大鏡辨指紋 做夢都喊抓住他 　

　　退休刑警回憶白銀殺人案28年偵破過程

　　高承勇在8月27日落網的消息傳出后，不大的白銀沸騰了，困擾白銀人多年的“噩夢”終于煙消云散。被生離死別折磨數年的被害人家屬終于得到慰藉，穿上紅衣、放鞭炮慶祝，而陪伴他們走過多年、參與偵破此案的老刑警們卻是感慨良多。28年間，昔日年輕小伙已然滿頭銀發，有人含恨退休，有人無奈調離，更有人帶著遺憾早早離開人世，只因為當時白銀案未破，不識兇手真面目。

　　北京晨報記者昨日獨家采訪到白銀市公安分局原刑偵隊長張國孝的遺孀王福芬，以及當時參與辦案的刑警。在偵破過程中，全隊上下，每個人的臉上都難見笑臉，氣氛緊張壓抑。

　　退休刑警：

　　感覺不是歡快而是羞愧

　　1988年5月26日的傍晚時分，白銀市永豐街，白銀公司23歲的女職工白某在家中被殺。

　　張和平(化名)現在已經退休，他告訴北京晨報記者，在1988年的第一次兇殺案時，他是第一批到達現場的刑警。回憶起來當時的情況，他記憶猶新。事發房屋是一個套間，他們沖進去看到死者橫躺在里屋，身體赤裸，滿是傷口。“地上全是血，腥氣特別重，我們剛進去，一個小刑警就轉身跑出去‘哇哇’吐了。”張和平說，能夠干刑警的人，心理素質都不錯，但面對這樣殘暴的兇案現場，大多人還是有些不適應。“我忍著泛酸水，把現場工作做完，不過后來偶爾想起來，心里還是一陣冷。”在偵破期間，張和平和同事先提取拘留人員的指紋比對，比對不上，又逐漸擴大提取范圍到白銀戶籍的全體男性。“那時候哪有現在的高科技，都是人工比對。雖然有指紋識別，但進展非常慢。每天不眠不休，也只能比對幾十個。”有時甚至是刑警拿著放大鏡看指紋。

　　時光荏苒，已經退休的張和平那天在家里看電視得知高承勇落網，他說第一時間的感覺不是“歡快”，而是“羞愧”。他始終不能相信，這個瘋狂的殺人兇手，竟然在他們的眼皮低下安逸生活了這么久。而當年，他們卻將目標都集中在其他人群身上。“感覺當年做了很多無用功。那時候，我們通過作案手法、心理等多方面的分析，將人群設定為高學歷的青年男子。但沒想到，他只是個沒能考上大學的農民。”對于破案細節，張和平表示不想知道太多。“這個案子困擾我和我的同事這么多年，到現在也算是個結果。只能說，人在做天在看。”

　　調職民警：

　　那段時間沒人會開玩笑

　　現在已經調職的民警李曉光(化名)向北京晨報記者講述，他1999年調離刑警隊到派出所工作。據他稱，案發高峰期的1998年，他和隊友們曾經兩三個月沒有回家吃過一頓飯，全體24小時在崗，不斷反復研究已知線索，但沒有實質性進展，這也讓全隊的情緒非常低落。

　　他回憶，在那段時間里，隊里沒人會開玩笑，大家的臉上也幾乎看不到笑容，每個人的神經都是緊繃的，而且生怕在他們還在偵破的時候，再次發生命案。“每天過得都很壓抑。”他說。

　　本以為換了工作，接觸不到這案子就會淡忘，但李曉光想錯了。“時不時就會突然想到白銀案的種種，明明自己不想再圍著這個案子轉，卻又不自覺地跟著走。”相比以前的“正面”研究，他開始關注網上的帖子。“對于兇手的猜測，有帖子推斷他是無業人員，這點我很認同。后來案情曝光，發現他是打散工的，也差不離。”

　　在過去的28年里，白銀公安局換了8任局長，人工比對了至少十萬枚指紋，請了上百位刑偵專家到甘肅白銀支援調查。記者了解到，自白銀案兇手最后一次作案后的第二年2004年，公安部曾經召開過一次專門研討會，來自全國各地的刑偵、技偵等方面的專家，從兇手的足跡、血液、DNA、作案手法、解剖結果、疑犯童年經歷推測等諸多方面進行過統一匯總。

　　在此后的十多年里，有關白銀案的線索每年都要拿出來重新整理，各地都要配合做指紋協查。可由于當時科學技術所限，白銀案的偵破陷入僵局。

　　疑犯妻子回憶

　　他抽血后吃飯手抖徹夜失眠

　　多年來，網民反復推論的白銀市連環殺人案嫌疑犯形象是：變態、仇視女性、性格內向、不善交際、孤僻。這與村民眼中那個孝順、穩重，沉默少語的高承勇顯得格格不入。可事實上，高承勇并非能冷靜到底，高承勇的妻子張清鳳說，在今年3月，公安部開展疑難命案積案攻堅行動后，高承勇也曾有過失常反應。

　　張清鳳至今都無法想象，和自己一起生活了30年的丈夫竟是“殺人狂魔”。“實在是無法接受。”張清鳳希望這個消息是假的。但想起十幾天前，警方給丈夫抽血，說要做DNA對比的時候，高承勇慌張的眼神和之后的一系列失常反應，讓她不得不信。“被抓的是他，公布的照片還是他。”張清鳳除了迷茫，就是后怕。

　　“那天抽血后，他就好像心不在焉，晚上吃飯時手有點抖，我還擔心他病了，就問他咋了，他還說沒事，可能是白天搬東西累了，我就沒有在意。”張清鳳說，在這之前，一直都表象穩重的丈夫在最近的兩三個月里，有那么幾次徹夜失眠，翻來覆去地睡不著。

　　事實上，自從網上看到公安部展開疑難命案積案攻堅行動，甘肅省決定啟動白銀連環殺人案再偵破的新聞后，高承勇就變得不愛出門了。

　　“有時候，我忙，讓他去到外面換零錢或者進貨，他都懶得動，一天沒事就倒在床上睡覺。”張清鳳說，在這之前，高承勇從來沒有這樣過。在婚后他有時候出門一個星期，或者好幾天才回家，現在想起來，他那時候出門是去作案了。“那時候他回來，啥也不說，也沒啥反應，和平常一個樣。但是這次卻不一樣，經常心不在焉，好像有心事，有時候我問多了，他就說是累了，或者說想娃了。”

　　在張清鳳的眼里，丈夫高承勇是個老實人：話少，穩重，即便是生氣打架，他也不那么爆發式的發火。兩人是偶然認識。在交往中，張清鳳覺得高承勇人老實，就答應了高承勇的追求。那時候的高承勇很會哄人，偶爾給張清鳳買個小禮物。“我至今記得他給我的第一個禮物是一對一塊錢的小耳環。”雖然家人反對，張清鳳還是死心塌地地跟了高承勇，她覺得這個內向老實的男人就是此生的依靠。

　　張清鳳坐月子時，高承勇本應在家照顧妻子，但他經常性地會消失好幾天。婚后的高承勇越發沉默，直到兩個兒子考上大學后，他才有了笑容。上個月，張清鳳去成都看兒子，還和兒子商量，等老二的工作穩定了，她和丈夫也搬到成都去。“他特別地高興，說搬到那里再也不回來了。”現在想來，高承勇當時興奮的背后，居然隱藏著天大的心事。

　　據《西部商報》

　　刑警遺孀哭祭

　　“你追了二十年的人終于抓到了”

　　1954年出生的張國孝，自1979年參加公安工作以來，先后歷任白銀公安分局工農路派出所副所長、刑偵大隊大隊長、白銀公安分局副局長、市公安局副局長兼刑事偵查支隊支隊長、市公安局正縣級偵查員等職。因為長期的積勞成疾，他于2006年罹患癌癥，在與病魔抗爭三年后，年僅56歲的張國孝離世。他在職期間，先后20次受到各級組織表彰，連續兩年榮立個人三等功，1997年被公安部榮記個人一等功。

　　昨日，北京晨報記者輾轉找到張國孝的家。“這幾天不知道接了多少電話，有老張以前在市局的老戰友，也有省公安廳的老同事，就連出門遛彎時，碰到熟人都會上來跟我打招呼。”張國孝的遺孀王福芬說，所有人都囑咐她“一定要把破案的消息告訴老哥一聲……”

　　為破案連軸轉 餅子咸菜吃一天

　　自1979年加入公安系統工作，至張國孝離世的30年間，他一直在白銀市工作生活。1988年8月，張國孝被調到刑偵崗位后，接手的第一個案子就是發生在3個月前的“88526”白銀女職工白某被害案。案件的惡劣程度令人發指，也開啟了白銀連環殺人案的“序幕”。在此后的20年時間，白銀案的偵破工作，仿佛成了張國孝生活的一部分。

　　“老張經常說的就是‘你說這個案子怪不怪？他到底是怎么想的？’”王福芬回憶說，這是丈夫當年最愛念叨的一句話，雖然因為工作原因不能對外泄露案情，但她認為，偵破白銀案是丈夫從警多年的第一目標。

　　“那些年，他不光要在本地調查，還跑過河南、內蒙古很多地方，只要聽說哪里有類似案子，他就會過去看看能不能并上案。公安部、省公安廳也一直挺重視這事，年年調研，老張經常接到一個電話就走很多天。”王福芬回憶，2005年年底女兒結婚，張國孝也是婚禮前一天晚上才趕回家，第二天中午參加完婚禮，就又去單位了。

　　王福芬說，只要接到白銀案的相關線索，張國孝就會白天黑夜圍著案子連軸轉，全靠煙和茶頂著。有一次張國孝連著幾天沒回家，王福芬不放心到公安局去送換洗衣服，見面后看到的情景卻讓她難過許久，“他辦公室桌上擺了五部電話，這個響完那個響，他不斷地接電話，沒完沒了。可他那一天的飯，就是一塊餅子加點咸菜。”

　　睡不著吃不香 做夢都喊抓住他

　　王福芬記得，1989年11月的一晚，張國孝滿身是土地回到家，眼窩深陷，看起來精神很不好。王福芬見狀趕緊給他做了一碗噴香的臊子面。張國孝埋頭大口大口地吃起來，吃到一半，他突然抬頭看了一眼坐在對面的妻子，沒頭沒腦地說了一句“我一定要抓到他！”之后又低下頭繼續吃面，“我覺得那時候他辦案子癔癥了，也沒敢深問”。但當天夜里11點多，張國孝的一聲大叫，將熟睡的王福芬驚醒。她坐起來看到張國孝滿頭是汗，喊著“就是他，兇手就是他！”“嚇得我不敢說話，他喊完了，我才搖搖他的胳膊把他喊醒。他醒后就坐起來抹眼淚。”王福芬說，那時候張國孝的壓力很大，經常做噩夢。“滿腦子都是這個案，做夢都指揮大家找線索。”

　　在王福芬的眼中，丈夫張國孝對案子不只是認真，甚至可以說是較真。“我后來看過他的工作日記，寫的都是案情分析，先推理一次，再推翻，再推。他們幾個隊友在一起研究案情，一坐就是半天。我不知道他在說什么，但可以猜出都是難點，因為他的眉頭一直沒有舒展過。”王福芬回憶，張國孝在破案初期帶著隊員挨家挨戶走訪，一個月內瘦了十來斤，整個人“小”一號。

　　病床交代后事 遺憾兇手未落網

　　直到2006年查出肺癌，張國孝才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住進醫院。住院期間，他成宿成宿地咳嗽，“像是要把肺活活咳出來”，每次有同事來看望，他都要追問白銀奸殺案的進展。“他就是個工作狂，‘磕’上這案子了。不讓他問，更是一種折磨。”陪護的王福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2009年，張國孝的病情加重。他經常靠在病床上向王福芬交代身后事。只要一談起白銀奸殺案，張國孝就不斷搖頭嘆氣，最后一次甚至哭出了聲。“我知道他心里難受，覺得自己活著的時候是不能破案了。他說這輩子最大的遺憾是看不到兇手被繩之以法。不過他去世后這個案子肯定會被破，兇手肯定能夠歸案。”

　　說著，王福芬從床頭的抽屜里拿出丈夫生前的警官證，撫摸著證件上泛黃的照片說：“老張，這回你可算踏實了，再也不用惦記了，你苦苦追了二十年的人終于抓到了。”一直偷偷抹淚的她最后掩飾不住失聲痛哭。“從1988年到現在，總算是了結他的心愿了。”

　　從1988年起，張國孝的手機號碼就作為線索征集熱線向全國公布，總有人不分晝夜打進來。張國孝每次睡覺都把手機放在枕頭邊，以防遺漏任何一條線索。“電話鈴一響，他噌地就坐起來，一邊接電話一邊拿筆記錄，如果遇到緊急情況，撂下電話穿上衣服走了。”張國孝在世的時候，王福芬甚至對這部手機都有了“恨意”，但如今，她卻小心地保留著這個號碼。“就是我的一個念想”，王福芬說，2009年張國孝去世至今，這個號碼還會接到不少陌生人的電話，“有人問案子進展，有人提供線索，全國各地的人都有，也是邪門了，這么多年，從來沒人提過青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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