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同志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外國，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建構富有道理的當代中國哲學，是哲學界貫徹落實習近平同志這一重要講話精神的具體體現，也是歷史賦予當代中國哲學工作者的光榮使命。

　　核心在于詮釋當代中國的價值和文化根基

　　過去100多年的中國歷史，可以歸結為梁漱溟說過的一句話：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從“老”到“新”意味著改變，“中國”意味著連續。改變是因為發現了一個不同而值得學習的世界，連續是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悠久的文明傳統中。改變和連續的主題內在地包含著傳統與現代、中國與世界的復雜關系，以及中國人面對這些復雜關系表現出來的不同態度。這個主題主導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哲學也不例外。從改變和連續辯證統一的角度看，有兩種意義上的中國哲學，一種是思想意義上的，一種是學科意義上的。

　　思想意義上的中國哲學。這種意義上的中國哲學更多體現的是連續，是指哲學視角下的文明傳統以及在中國文化中活躍的各種哲學理論。就文明傳統而言，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經過魏晉玄學、宋明理學等階段一直延續至今；就各種哲學理論而言，中國哲學作為理性探索的成果，一直代表著中華民族認識世界的高度和深度。從歷史來看，中國哲學是中國人精神世界的集中表達，并成為中國人人生、倫理和政治生活的一般基礎。建構集中表達中國人精神世界的當代中國哲學，已成為當今中國的迫切需要。

　　學科意義上的中國哲學。這種意義上的中國哲學更多體現的是改變，是指突破經史子集的傳統分類，建構現代意義上的哲學學科。1912年北京大學哲學門建立，標志著現代意義上的哲學學科在中國建立。經過百余年的發展，中國哲學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學科體系。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歷史，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中國哲學百年歷史的縮影。1912年至1952年是北京大學哲學學科從草創到快速發展的時期，哲學系從最初的只有中國哲學門到中國哲學、西洋哲學、印度哲學三門略備，從一般性地介紹西方哲學到具體而深入的問題研究，從幾個國學老夫子到中西哲學兼通的留學生成為教授，哲學學術研究穩步推進，新思想也在這一過程中得到孕育。1952年院系調整，北京大學哲學系一時大家云集。從這一年起，哲學系開始實行教研室制度，陸續成立了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中國哲學史、外國哲學史、邏輯學、自然辯證法、美學、倫理學等教研室，學術研究深入進行。“文革”期間，哲學系教育中斷，學術工作停滯。1978年至今是哲學學科恢復和再發展時期，從學科建設到人才培養，從學術研究到思想創造，近40年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從總體上說，當今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哲學大國。無論是學科門類和科研機構還是從事哲學研究的專家學者和在校學生，其數量與規模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產生了世界性影響。同時也不可否認，當代中國哲學研究還存在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在一些西方國家的大學教學中，中國哲學被等同于孔孟老莊、程朱陸王的思想，甚至連這些思想也沒有被列入哲學的范疇，而被列入思想史、文化史的范疇。出現這種情況，固然有“西方中心論”、意識形態偏見等的影響，但它也從一個側面表明，當前我國還缺乏在世界上有較高知名度的哲學大家、哲學學派以及原創性哲學思想。

　　不論從思想意義上說，還是從學科意義上說，當代中國哲學建構的核心都在于詮釋當代中國的價值和文化根基。圍繞這個核心，至少有三個向度無法忽略：一是現代世界的共同文化基礎，二是中國的悠久文明傳統，三是當代中國的復雜社會現實。第一個向度涉及現代性問題，關系到如何把握現代世界的一般特點以及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相互理解和溝通的共同基礎。第二個向度涉及民族性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如何理解我們自身的文明傳統問題。理解和詮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僅僅是金岳霖所說的“情感滿足”問題，或者如一些人所認為的只具有形式的、工具的意義，而是關系到中華民族基本價值取向與社會秩序建構。第三個向度涉及時代性問題，就是當代中國的復雜實踐所提出的各種問題。哲學并不負責回答具體問題，但對這些具體問題需要整體性的理解，需要用一個道理把它們貫通起來。這種貫通是兼具現代性、民族性和時代性的貫通，應體現為不同形式和內容的思想探索。唯有如此，才能在不同視角的交融中孕育具有創造性的當代中國哲學。

　　關鍵在于講好道理

　　哲學作為探究人生、社會和世界根本問題的學問，其精髓在于講出一個根本的道理。哲學的力量來自其所說的道理的力量，這也是天地之間最偉大的力量之一。目前，一些學者在嘗試建構當代中國哲學的理論體系。建構成功與否，關鍵在于其所說的道理是否具有解釋當代中國和世界的力量，是否能夠反映時代發展的趨勢和人民的要求，是不是“時代精神的精華”。也就是說，當代中國哲學建構的關鍵是講好道理。

　　《夢溪筆談》記載，宋太祖曾經問大臣趙普一個問題：天下何物最大？趙普的回答是：道理最大。太祖屢次稱善。縱觀中西哲學史，哲學家們都是由于說出了一個根本的道理，才奠定了自己的地位。老子講了一個“無”的道理，孔子講了一個“仁”的道理，他們都順著自己的道理建立起一個貫通的世界圖式、形成一種貫通的生活方式，借此影響和塑造哲學史以至一般意義上的人類歷史。老子、孔子之后，很多哲學家、思想家接著講“無”的道理、“仁”的道理。王弼依靠對老子的創造性解釋，建立起一個以無為本的哲學理論，認為只有堅持“無”的原則才能建立起“有”的世界。朱熹強調格物窮理，主張理一分殊；王陽明強調心外無理，主張致良知、知行合一。這兩位理學家各自發展出的新儒學，也可以說是天地萬物一體的新仁學。民國時期，一批哲學家受西方哲學的影響，以新的方式講傳統的道理，并創建了自己的哲學體系，如馮友蘭的新理學既自覺接續程朱理學所講的道理，又融合西方哲學，賦予其新的意義；熊十力、賀麟的新心學則旨在發揮王陽明的主張，并融會佛學或者西方哲學等。馬克思主義哲學則說出了辯證唯物論和唯物史觀的道理，令人信服地解釋了社會和歷史。由此可見，講不出道理，就沒有哲學味；道理令人信服，才能讓人接受。

　　當代中國既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又是現代世界的一部分。因此，當代中國哲學要講的道理應該是中國的、要有中國味，同時應該是世界的、要有世界味。強調“中國的”“中國味”，并不是要與“世界的”“世界味”對立起來，而是要表明我們講的道理既有中國主體性，又體現世界共通性。正如宗教不能只有一種、藝術不能只有一種、發展模式不能只有一種，人類的精神世界也不能只有一種。當然，既然同處一個世界，在存異的基礎之上求同就是合理的，在不同道理之間尋求最大公約數也是合理的。尤其是在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大勢所趨的當今時代，我們更應自覺尋求全人類、全世界共同的文化基礎、道理基礎。作為一個擁有悠久文明傳統的大國，中國通過主體性的哲學追求確立自身的地位是必然要求。同時，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中國通過共通性的哲學追求確立中國和世界的“一體”關系也是必然要求。也就是說，當代中國哲學既要做自己，也要和世界哲學在一起。正如《中庸》所說，一方面堅持“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另一方面追求“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講什么樣的道理確定之后，如何講道理就成為最重要的事情。講道理的最佳方式是道理本身的自然展開，“講”是不得已的做法。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這就是說，自然的道理不是通過言說而是在“四時行”“百物生”過程中呈現的。但人不是天，孔子想“無言”，又不得不言，不得不“講”道理。“講”道理，涉及方法選擇。從方法論上說，一般認為，西方哲學長于分析和論證，中國傳統哲學長于直覺和體悟。馮友蘭將前者稱為正的方法，將后者稱為負的方法。他認為，我們應該學習正的方法，彌補負的方法的不足。在這個意義上，合理吸收西方哲學的邏輯學和知識論，對于當代中國哲學的建構至關重要。中國傳統哲學有類似于邏輯學和知識論的內容，如名家和后期墨家的有關討論以名辯為中心，講究名詞和概念的清晰、命題和推理的嚴謹，這也是清末民初一些思想家對名家和墨家感興趣的重要原因。胡適的博士論文以先秦名學史為主題，很重要的一個動機是讓國人“看到西方的方法對于中國的心靈并不完全是陌生的”，使大家在接受邏輯的方法時可以更“泰然自若”。后來，金岳霖對邏輯學和知識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這不僅是知識的貢獻，而且是方法的貢獻。這些哲學前輩的努力，為當代中國哲學的建構奠定了堅實基礎。

　　讓當代中國哲學擁有國際話語權

　　講道理既涉及方法的選擇，也涉及話語的選擇。不同的道理決定了不同的話語，不同的說理方式決定了不同話語的選擇。譬如，儒家傳統強調天的權威，喜歡講天，有天命、天道和天理等不同說法，并以之為人間價值和秩序的基礎，發展出心性之學和禮樂之學。道家傳統則強調以無為本，喜歡講無，如無為、無事、無心、無知等，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一個“有”的世界，發展出自然之說、自生自化之學。西方傳統哲學喜歡講本體，圍繞本體和如何認識本體形成獨特的話語體系。康德以后，隨著物自體和現象的區分，人的主體性得到強調。一方面，與人相關的理性精神得到高揚；另一方面，人的整體生存經驗得到關注。從倫理和政治世界來說，西方古典時代比較重視美德，近代以來則更突出權利。話語方式的轉換體現出道理本身的變化，以及講道理方式的變化。

　　毋庸置疑，在現代世界形成和確立的過程中，西方哲學家發揮過重要作用。他們講述的道理和描述的世界圖景，經過不斷完善和修正，奠定了西方現代世界的基礎，深刻影響了其他國家和地區，其中包括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的影響。而我國宋明時代興盛的理學，深刻影響了日本、韓國和越南等國家，形成了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東亞文化圈。以宋明理學為代表的中國文化能夠對東亞世界產生重大影響，不僅僅是由于那時中國在政治、經濟等領域領先，更重要的是包含在理學之中的道理的力量。正因為這個道理反映當時東亞國家的現實狀況、滿足歷史發展的內在需要，順乎天而應乎人，才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影響力。所以，讓中國哲學擁有國際話語權的關鍵，正是話語背后道理的力量。

　　當代中國哲學建構的關鍵，是說出一個能夠凝聚和引領當代中國人的道理、能夠溝通當代中國和世界的道理。中國經濟已表現出它影響世界的強大力量，中國哲學家應講好道理，讓這個道理展現出如歷史上宋明理學一樣影響世界的力量。我們不能完全照搬西方，也不能完全奉天法古，而應立足中國現實、接續文明傳統、融匯全球資源，自覺地以道理為中心，把支撐當代中國和世界的道理講清楚，建構屬于這個時代的中國哲學。只有如此，才能讓當代中國哲學擁有國際話語權，才能實現當代中國哲學從“高原”到“高峰”的飛躍。這個飛躍是從知識積累到道理建構的飛躍，是從“照著講”到“接著講”的飛躍。

　　對于中國哲學界而言，2018年在北京大學召開的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將是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這也是我國首次主辦世界哲學大會。屆時，來自世界各地的數千名哲學家將匯聚中國，圍繞多元的哲學傳統和哲學問題展開對話和討論。中國提供的不僅僅是會議場所，更是幾千年文明傳統的精神積淀，以及過去100多年來的哲學探索和思考。北京吸引的也不僅僅是來自全球的哲學家，更是人類共同的生活智慧和思辨成就。這是中國思想界和全球哲學家們互相了解的重要機遇，也是中國哲學展現自己、走向世界的重要機遇。它從一開始就打上了鮮明中國印記，其主題被確定為“學以成人”。這是一個頗具“中國味”的議題，也是國際哲學界共同關注的議題。圍繞對人的理解、對人類生活方式的理解，對世界圖景、倫理價值和政治秩序的思考，中國哲學家可以在與其他各國哲學家的交流互動中，充分展現當代中國哲學的魅力及其對人類文化和思想的貢獻。

　　（作者為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