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馬克思誕辰200周年，也是《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周年。在全球化高度發展的今天，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辯證法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歷史深度與復雜內涵。《共產黨宣言》的世界歷史理論中關于早期全球化的認識和預言日益彰顯其當代生命力與鮮活闡釋力。世界歷史、全球化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三者息息相關。探究世界歷史理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歷史相關性，對于激活經典著作的當代價值、推進社會主義的全面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世界歷史及其“雙重邏輯”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出從各民族的“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化過程。我們認為，世界歷史理論是對全球化的早期形態的理論表達，同時也蘊含著對全球化的本質屬性、內在矛盾與發展趨勢的基本認識。《共產黨宣言》運用了《德意志意識形態》提出的唯物史觀。因而，世界歷史就構成了《共產黨宣言》闡述無產階級革命與人類解放主題的基本歷史語境。

　　更為重要的是，《共產黨宣言》在政治宣言語境中還發展和深化了世界歷史理論，分析了世界歷史的內在矛盾，將之展開為“雙重邏輯”。《德意志意識形態》提出了世界歷史具備兩個基本前提即生產力的普遍發展與交往的普遍發展的基本判斷。這一判斷在《共產黨宣言》分析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趨勢時得到了顯著的深化與發展，形成為世界歷史的“雙重邏輯”的思想：資本的增殖邏輯與民族國家的權力邏輯。

　　一方面，《共產黨宣言》世界歷史理論的“主邏輯”是資本邏輯。這里所謂資本邏輯，就是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即資本基礎上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所推動的一系列社會發展過程及其內在規律。具體來說，資本的運動呈現出一條深刻的邏輯線索：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運動，推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推廣，形成資本生產的世界體系，進而激發全球性的階級斗爭，從而開啟向新生產方式過渡的歷史進程。《共產黨宣言》借用歌德《浮士德》中“魔法師”與“魔鬼”的傳說來比喻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運動。這里，喻體與本體的相似性在于，“主人”與“奴仆”、“召喚”與“失控”的悖論關系。資本激發和催生了史無前例的社會生產力，然而，生產力日益掙脫資本的桎梏，并將資本統治推向必然滅亡的未來趨向。以此為基點，《共產黨宣言》展現了全球層面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推廣、西方文明的傳播以及生活方式趨同的強大趨勢：資產階級像上帝一般按照自己的樣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新的世界。由此，進一步形成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及其伴生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日趨劇烈的階級斗爭，不斷推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新生產方式以致新社會的過渡。

　　另一方面，《共產黨宣言》世界歷史理論還有一種“副邏輯”即民族國家邏輯。所謂民族國家邏輯，就是指由資本主義交往方式所推動的各個民族國家的一系列政治發展過程及其內在規律。具體來說，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推動交往關系的全面發展，強化民族內部的社會交往與政治集中，擴大民族間、國家間的全球性交往互動，形成世界市場與民族國家的世界體系，加劇民族國家之間的斗爭，從而開啟向自由人聯合體的過渡趨勢。《共產黨宣言》強調與資本邏輯伴生的政治發展，指出資本生產集中的必然結果就是“政治的集中”。這實質上就點明了資本邏輯與民族國家邏輯的伴生關系。《共產黨宣言》還揭示出，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在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形成一系列統治與被統治、中心與邊緣的權力支配結構。由此形成的民族國家間斗爭與階級斗爭相互影響，共同推動著向自由人聯合體的過渡。這種民族國家及其世界體系都遵循著“國家權力邏輯”，即對外維護領土界線、推進領土擴張，對內進行階級統治與生命監控，由此服務于民族國家自身統治秩序的穩定與發展。

　　綜上，《共產黨宣言》世界歷史理論集中呈現出雙重邏輯及其交互作用的統一性。其中，資本邏輯是主邏輯，從根源上推動者民族國家邏輯的展開，而民族國家邏輯是副邏輯，受制于資本邏輯的展開，并反作用于資本邏輯的發展。二者相互作用的中介在于交往關系尤其是政治交往關系的普遍發展。正是生產力、生產關系的普遍發展推動著民族內部、民族之間的交往關系的普遍發展，由此形成了民族內部的國家政治集中與民族之間的國際體系。

　　二、世界歷史的矛盾與人類的“相互依存性”

　　從當代境遇來看，《共產黨宣言》世界歷史理論的雙重邏輯在同一性的基礎上更多地發展出二者之間的對抗性。這集中表現為，資本邏輯的自我增殖趨勢與民族國家邏輯的自我維持趨勢之間的對立統一。資本邏輯與民族國家邏輯之間的對抗性，是全球混沌、世界沖突的根源之一，同時也凸顯了全球治理、人類共同命運等問題的重要性。

　　資本邏輯與民族國家邏輯的矛盾，在全球規模上主要有兩個重要表現。從社會空間上看，資本邏輯推動社會生產總過程進行全球擴張、跨越界限的趨勢與民族國家捍衛領土界線與權力壟斷的要求之間發生著矛盾。具體來看，資本支配的現代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等總過程具有克服一切自然限制與社會限制的趨勢，力求突破特定民族國家的領土界限在全世界范圍內活動。這構成了全球化進程的內在根源與基本動力。資本邏輯的全球布展，形成了日益廣泛深化的國際分工體系和世界市場，強化了世界各國經濟、政治、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與普遍依賴。世界市場激發跨國公司、國際組織等非國家力量的興起，不斷推動“經濟的非領土化”效應。由此，跨國資本不斷突破民族國家的權力界限，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族國家的權力壟斷，迫使民族國家進行一系列結構性、功能性的調適。

　　從社會結構上看，資本邏輯全球布展的權力支配結構與民族國家維持內部社會結構穩定性的要求之間發生著矛盾。資本全球化具有整合世界的文明同化作用，同時還包含著分裂世界的“中心-邊緣”機制，引發民族國家內部結構不斷的建構與解構、危機與悖論。一方面，資本全球化進程不斷地傳播文明，同化世界，在各個民族國家之間、民族國家內部形成普遍的“利益捆綁”與“文明同質化”。全球生產方式的一體化趨勢進一步推動了生活方式的一體化，而這又構成了政治和文化領域的世界同質化的物質基礎。整個世界被愈益嚴密地組織到全球性生產體系之中，從而呈現出文明各個層面的同質化趨向。另一方面，資本主導的全球“一體化”并未實現世界的共同發展，而是導致了日益嚴重的“利益分化”與“全球分裂”，進而誘發民族國家內部的結構性分裂。資本推動的全球現代性呈現出地理空間上的不平衡發展結構，民族國家內部的斷裂差異格局與全世界范圍內不同民族國家之間的斷裂差異格局具有顯著的“同構性”。

　　可見，世界歷史的內在矛盾可以歸結為，資本邏輯與民族國家邏輯的矛盾產生出一種悖論性結構：人類在表象上的漠不關心、利益沖突的狀況與人類在實質上已經相互依存、利益捆綁、命運攸關的狀況之間的對立。

　　顯然，世界歷史本身就意味著人類的“相互依存性”即潛在意義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成。這是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的極為深邃的觀點。正是《共產黨宣言》揭示出的這一世界歷史趨勢，為自覺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現實基礎。隨著民族的、地域的歷史越來越成為世界歷史，各個民族越來越融入世界歷史性的生產體系和交往體系之中，世界各國逐步形成越來越相互依存的生產生活方式、越來越廣泛的共同利益、越來越多的價值共識，同時也面對著共同性的世界難題。從唯物史觀高度看，世界歷史形成的人類相互依存趨勢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客觀條件；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適應世界歷史當代發展要求的自覺實踐。

　　三、世界歷史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當代中國對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論貢獻。

　　《共產黨宣言》的世界歷史理論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在歷史和邏輯兩個層面上都具有深刻統一性。從社會發展史來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世界歷史發展到當今階段的客觀要求。而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來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歷史理論的繼承與發展。

　　首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世界歷史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的自覺把握。從邏輯上看，世界歷史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主要階段。第一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階段，各民族國家之間形成了自發的、客觀的利益相互依賴，但同時又呈現出主觀上的漠不關心甚至相互沖突。在這一階段占據主導地位的是，資本邏輯的全球擴張與民族國家邏輯的自我維持之間的矛盾。第二是世界體系發展出“命運共同體”的階段，各民族國家之間自發的利益依賴發展為自覺的“共同命運”，相應地出現了共同利益關注、共同命運意識。在這一階段占據主導地位的是，對資本邏輯與民族國家邏輯的局部的、有限的揚棄。第三是“真正的共同體”形成階段，自發的利益依賴與自覺的共同命運發展為社會性的共同生產與共同占有，由此揚棄民族對立與階級斗爭，形成自由人聯合體即真正的人類共同體。這一階段占據主導地位的是，在全面揚棄資本邏輯與民族國家邏輯基礎上形成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目的的新社會邏輯。可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屬于世界歷史的第二發展階段，由此成為推動世界歷史從第一階段向第三階段演進的中介，成為推動潛在的人類共同體向真正的人類共同體發展的關鍵環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將自發的人類相互依存打造為自覺的人類共同命運的能動實踐。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階段性揚棄，開啟了通向新的世界體系的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世界歷史意義。

　　進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當今世界歷史發展的雙重邏輯的合理應對。《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年以來，社會主義革命、建設與改革的歷史經驗表明，社會主義的發展只有自覺運用世界歷史的雙重邏輯，積極推動雙重邏輯的歷史發展與辯證揚棄，才能建設好社會主義，才能真正實現共產主義。因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應當合理應對資本邏輯與民族國家邏輯。

　　第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要立足民族國家發展而開啟超越民族國家邏輯的人類共同體視野。社會主義在東方發展的一個基本特征是，社會主義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社會主義發展與民族國家發展相結合。因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必須訴諸民族國家邏輯，就應該立足于民族國家的發展壯大而不斷推進人類共同體建構。具體來說，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把中國發展與全球治理，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與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理論和實踐上統一起來。

　　第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要合理利用和控制資本邏輯并推動資本邏輯的自我揚棄。資本邏輯是世界歷史和全球化發展的關鍵動力，沒有資本邏輯的推動作用，也就沒有世界市場基礎上形成的各民族國家的相互依存。因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尤其不能回避資本邏輯仍然主導著世界體系的時代境遇。要反對“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傾向，自覺融入全球化，規避資本邏輯的同化。如何抑制資本邏輯對全球的分裂對抗效應，同時利用資本邏輯對全球的聯通激活作用，是我們應當思考的關鍵難題。

　　結語

　　由此，《共產黨宣言》的世界歷史理論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深刻的內在聯系。正是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和實踐中，世界歷史理論的當代價值得以彰顯。人類命運共同體雖然還不是“真正的共同體”，但是卻為實現自由人聯合體提供了客觀條件與物質基礎。如何將自發的相互依存、利益依賴更大程度地轉化為自覺的命運共同體，并進而為真正的共同體做好準備，是當今時代理應思考的根本性人類政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