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網綜合報道】針對中美經貿關系，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樓繼偉日前表示，中美兩國都面臨著國內難題，應該主要靠結構性改革來解決。同時，由于所處的國際地位不同，中美對外部世界觀察的角度會不同，采取的政策也會不同，但都應當承擔起積極的外部責任。

　　3月27日，樓繼偉在由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主辦的“2018中美圓桌研討會”上發言，全國社�；�金理事會網站29日發布了講話全文。樓繼偉在談到中美關系時稱，汪洋同志任副總理時，作為習主席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特別代表，我作為財長協助他工作。他曾跟美方開玩笑：“中美關系就像是夫妻，經常吵吵鬧鬧但日子還得一起過”。我覺得比喻的很恰當。中國還有一句老話，“開門教子，閉門教妻”。如果夫妻敞開門來打架，是沒有教養的表現。美國可能認為中美可以不是夫妻，認為我美國可以再找一個。但是我想提醒美國的是，“中美是命定的夫妻”，中美只能是對手和伙伴。

　　以下為內容全文：

　　樓繼偉理事長在50人論壇中美圓桌對話會上的發言(有刪節)

　　2018年3月27日

　　開場發言

　　今天我們討論的題目是，“中美經貿關系：伙伴、對手還是敵手？”我先做一點觀察，最后再做結論。我的觀察是我們中美兩國都面臨著國內難題，應該主要靠結構性改革來解決。同時，由于所處的國際地位不同，中美對外部世界觀察的角度會不同，采取的政策也會不同，但都應當承擔起積極的外部責任。特朗普總統最近的幾項聲明表明，美國政府通過對外部世界的觀察，認為有三個問題對美國是不公平的：一是巨額貿易赤字使美國失去大量的就業機會;二是現有的WTO規則對美國是不公平的;三是美國占據全球高科技領先地位，其他國家從美國的技術貿易獲益是不公平的。而且，美國認為這三個不公平主要來自于中國，或者中國在其中得益最多。

　　我想先講對前兩點的看法。第一，美國貿易逆差是必然的，中美貿易問題的根源是美國的政策選擇。我認為，美國現政府的立場或者說特朗普總統的立場是有問題的。我上周六參加發展高層論壇談及中美貿易問題時，曾經提到了特里芬悖論，在座各位都是大牌學者和專家，對此不會陌生，但我還是要做一說明。特里芬悖論是指全球主要儲備貨幣國家面臨的兩難困境：要保持儲備貨幣國家的地位，要求經濟必須堅固穩定，但同時國家必須保持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用資本輸入來平衡國際收支，否則它的貨幣就不可能成為主要的貿易結算貨幣、國際儲備貨幣和金融避險貨幣。但是，這種地位反過來又會侵蝕經濟的堅固性和穩定性，這就形成了悖論。

　　目前占據這樣地位的國家是唯一的，這自然就帶來一些優勢，主要有兩方面：一是低的居民儲蓄和高的貿易赤字，相當于美國人民通過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享受了更高水平的生活。也就是說，美元作為全球公共產品，使美國人民得到了好處;第二個優勢是適度的財政赤字是可以持續的，相當于美國政府通過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可以安排更多的資源。

　　沒有其他國家有美國這樣的優勢地位，但是沒有免費的午餐，有優勢就要承擔責任。根據特里芬悖論，這種透支是有限度的，如果嚴重到影響美國經濟的堅固性和穩定性，將對自身和全球經濟造成災難。美國的居民儲蓄率從上世紀90年代的約8%降到了2006年的1.75%，2007年上半年一度為負。美國聯邦債務率從1994年的49%降到了2000年的34%，而到2006年上升到70%。過度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再加上華爾街的高水平創新，最終導致了全球金融危機。

　　因此，美國政府應當認識到，美國的貿易逆差和財政赤字是必然的，是特權，沒有其他國家有這種優勢，但是這種特權不能濫用。去年美國的居民儲蓄率又降到了3.6%，聯邦債務率超過100%，在我看來又處于過度透支的狀態，但是特朗普總統不這么看。他所稱的8000億美元的美國貿易赤字都是別國造成的嗎？實際是美國過低的居民儲蓄率和過高的聯邦債務率造成的。

　　第二，擁抱和推動全球化是美國的利益所在。只有更多的國家參與國際貿易體系，加強金融深化，美元的國際結算、支付、交易和儲備的功能才能得到更充分的發揮，美國才可能更多地獲得全球發鈔國的優勢。包括WTO在內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對美國是有利的。WTO規則被特朗普總統認為不公平，要認識到這個規則是國際廣泛共識的結果，也是全球公共品，試圖單方面強行修改，只會受到大多數成員國的抵制，是行不通的。

　　在現行體制下，美國已經優先了。比如WTO規則中的知識產權條文，即TRIPS，實際是源自美國 301條款，只不過是為照顧發展中國家利益，在共識基礎上，WTO做一定修改后的版本。這實際反映美國已經占據了優先地位。如果還要尋求額外優先，想“贏者通吃”是不現實的。我還可以舉個例子，提示美國的全球責任。剛才提到2000年美國聯邦政府的債務率降到了34%，那是克林頓政府執政的后期，當時財政盈余達到2370億美元，占GDP的2.5%。這種情形下，美債的發行規模就不足以滿足全球儲備資產和風險對沖資產的需求。為此，美國在自身融資需求之外，額外發行了一筆1000億美元的債務并支付利息。這就是美國作為儲備貨幣國在履行全球責任。

　　我再講講中國方面怎么看。第一，在貿易和開放領域，中國的入世承諾是高水平的，超過了發展中國家的一般水平，而且已經全面履行了承諾并且超越承諾，擴大了開放。

　　首先是高水平的承諾。中國加入WTO時最高的約束稅率是65%，遠低于其他主要經濟體。比如美國的最高約束稅率是300%，韓國800%，日本260%。入世后2002年中國第一次履行降稅義務，平均關稅水平就從15.3%降為12%。中國入世承諾農業補貼水平不超過本國農業產值的8.5%，而其他發展中國家平均為10%。中國承諾開放100個服務貿易部門，現在開放水平遠遠超過承諾，已接近發達國家，遠高于發展中國家，達到120個。到2010年，關稅減讓義務履行完畢，關稅總水平從15.3%降到了9.8%。在貿易體制方面，中國政府對3000多部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做了清理，地方政府則清理了9萬多件，形成了更加透明規范和可預見的貿易體制。

　　此外，中國還有一個特殊的情況，即不征稅的加工貿易占比大。從2017年進口結構看，一般貿易進口占比59.1%，加工貿易占23.4%，其余為對低收入國家免稅的進口以及免稅設備進口等。進口征稅主要針對一般貿易，如果按照關稅收入對進口總額的比值計算，實際征稅率為2.4%，已經接近或低于部分發達國家。中美貿易更為特別，加工貿易占比更大，2017年中美加工貿易順差占總貿易順差的比例達59%，表明對美國的實際征稅率更低。因此，在貿易和服務方面，中國并沒有過度的保護。

　　第二，美國最近掀起的貿易戰，當然我認為是打前哨的，是虛張聲勢還是真打也不清楚，反正現在已經開始。

　　首先，理論上美國現政府是站不住腳的，而且會對自己的利益造成損害。巨額的逆差是自己的政策造成的，居民儲蓄率過低和財政赤字過大，在濫用發鈔國的特權。同時，又借此將國內視線引向國際，是民粹主義炒作。

　　其次，美國應當擁抱全球化，包括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等國際議程。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當然也會造成結構性失業和收入分配不公，這需要通過結構性改革和政策解決。中國也面臨同樣的難題。比較優勢的轉移，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制造業轉移到海外，工作崗位流失，特別是農業轉移人口失去了城市工作。我們正在通過一系列結構性改革和政策解決這個問題。目前中國經常賬戶順差占GDP的比例不足1.5%，貨物貿易順差占比只有3%左右。這個比重在過去五年大致穩定，而同期消費貢獻率已從54.9%上升到58.8%，服務業增加值的比重從45.3%上升到51.6%，說明中國經濟更多依靠內需，而且在依靠內需中減少了對投資的依賴。自己的問題自己解決，中國現在就這么在做。

　　最后，美國應當平等待人，有事情可以磋商、講道理。如果動輒訴諸貿易戰或使用大棒，對中國是無效的，而且也是無禮的。一方面要求中國更為市場化，一方面又用計劃經濟下達指標的方式，要求中國壓減對美1000億美元順差。中國已經越來越淡化增長數量指標，比如GDP的增長率過去是計劃增長的，后來改成預期，并且預期的語氣越來越弱，從要求增長預期7%以上，然后改為6.5%和7%之間，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又調整為預期6.5%左右，轉而更強調失業率指標，降低失業率，擴大就業。要求中國發展市場經濟，卻又給我們下計劃指標，我們已經沒有辦法下達計劃指標了!美國還用了一個所謂的“鏡像關稅”，這也不符合常識。舉的例子是中國對汽車進口收了25%的稅，而美國的稅率非常低，應該如同鏡子兩邊一模一樣才對，這是完全不顧發展階段的差距。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關稅水平已經低于巴西等同等發展中國家，甚至低于韓國，韓國可不是發展中國家。美國如果搞鏡像稅，可以同德國、日本去鏡像，不要同中國。這個道理在座各位都清楚，我也不用再多說，美國有些做法確實沒有道理。中國人的看法，對不懂孔夫子的人，不必溫良恭儉讓。應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是孫子兵法的至理名言。如果美國逼迫中國違反入世承諾，那我們就沒有辦法了，只能以牙還牙。

　　知識產權問題與特里芬悖論無關，對雙方最重要，可以坐下來談，以消除誤解，達成共識。美國方面認為中國政府干預了美國企業在中國的運營，限制了美國企業談判權利等。我理解美國方面的想法。對技術轉移的問題，中國方面是這么認為，美國通過巴黎統籌委員會，聯合盟友封鎖對中國的技術出口。一方面，美國包括西方在中國巨大的市場上獲取利潤，一方面不轉移技術，甚至中美合資企業中的技術也要從美國的母公司去購買，不斷地付費，知識產權不斷地付費是不公平的。美國財政部牽頭的外資審查委員會的規則是高度不透明的，充滿了不確定性。這方面例子太多了，我在中投就遇到很多，我不提這些。中國的產品甚至含有中國股份的美國企業法人的產品，在美國受到了不平等的對待，我也就此做過很多的磋商。美國用國內法高于國際規則而直接干預別國，是不公平的。這是中國的一方面看法。

　　另一方面看法，保護知識產權是中國內在的需求，否則我們就無法建立信用社會并取得技術進步。這方面中國的進步是巨大的，美國人也觀察得到，但為什么不說？據統計，外國公司在中國提起的專利侵權案的訴訟，勝訴率已經達到了80%。國家規定的賠償額度從以前的1萬到100萬，提高到10萬到500萬，還成立了三家知識產權法院。這次國務院機構改革，又重新組建國家知識產權局，將與保護知識產權的相關職能整合在一起，有利于解決知識產權保護取證難、周期長、成本高、賠償低的問題，而且要求今年前完成機構改革任務。

　　以上這些都是我們取得的明顯進展，但也仍有一些難題沒有解決。比如知識產權法院專業性不足，有地方保護傾向等，美國的301調查報告也講到這個問題。對此我是很清楚的，在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家，知識產權案件由于有跨區域性合同，屬于統一市場的事務，都是由聯邦或中央管轄，在中國是雙管。最高法院管規則，具體執行的知識產權法院作為中級法院，卻屬于地方管理，可能會有地方保護。這是一個國家治理體制上的問題。為什么搞成這樣？也是因為我們沒有經驗，還在探索，我認為應該走得再快一點。我在財長任內曾經推動解決了一些問題，使得中美雙方在經濟關系上都更為公平，特別是在中國方面還促進了改革開放的進程。我們可以雙贏，但是要有意愿。

　　回到我們的主題，“中美經貿關系：伙伴、對手還是敵手？”這使我想到，汪洋同志任副總理時，作為習主席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特別代表，我作為財長協助他工作。他曾跟美方開玩笑：“中美關系就像是夫妻，經常吵吵鬧鬧但日子還得一起過”。我覺得比喻的很恰當。中國還有一句老話，“開門教子，閉門教妻”。如果夫妻敞開門來打架，是沒有教養的表現。美國可能認為中美可以不是夫妻，認為我美國可以再找一個。但是我想提醒美國的是，“中美是命定的夫妻”，中美只能是對手和伙伴。謝謝!

　　總結發言

　　我非常欣賞大家剛才講到了一般美國人的感受，心理不平衡。我首先要補充一下美國高層戰略家的感受。我也接觸過一些，總體來講他們是失望的。他們設想將中國引向市場經濟，中國就會自然走向西方的民主，但是發現落空了。中共十九大和近期的修憲，進一步確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征。這些人失望，所以他們要找回面子，要進一步威脅中國。但失望就失望吧，這是我們必須做的。我剛才舉的例子，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做了很多工作，中央政府層面修改了 3000多件法律法規，地方政府層面清理了9萬多項，這在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是不可想象的。因為按照美國的憲法，有一個州際貿易條款，國際和州際之間的貿易是聯邦的權力，不可能出現地方政府出臺9萬多項法規、需要清理的數量是中央政府的30倍的情形，所以剛才Park先生也講到了，中國有很多執行不到位的地方。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這個過程中有多大的利益需要調整!沒有堅強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特別是黨中央的權威，這是不可能的。另外，還有人擔心主席任期制取消了，中國會不會回到過去？這是不可能的。我們的路線已經確定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可能再回到以階級斗爭為綱;人民已經選擇了市場經濟，不可能回到計劃經濟;我們的人民是非常自由的，不可能再回到壓抑。剛才我其實只是點到一個例子，這方面的問題還很多，我們要加緊解決，才能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是我想講的第一點，如果不理解這個問題，你們就只好失望。

　　第二，我作為經濟學家，又曾經是政府官員，與美國政府方面溝通很多，中美還是應該通過協商解決問題。我們是非常尊重美國的，在制度等方面借鑒美國很多。但是我在同美國人打交道時，深深地感受到他們有優越感，但美國人的優點是，你只要給他把道理講清楚了，你比他還明白，他就服你，他就接受。但是不能威脅，不能要求中國立刻消除1000億美元順差。美國曾經這樣威脅過日本，而且奏效了，但對中國是無效的。我非常認同汪洋同志將中美關系作為“命中夫妻”的比喻。歸根結底，還是要回到談判上，這一點我們可以做到。

　　第三，其他國家怎么看？大家怎么看現在的中美關系？美國人民對特朗普總統從開始的不習慣到逐步習慣，但是不見得心里都很習慣。歐洲、日本一開始也不習慣，現在慢慢習慣了，但還是不見得心里習慣，不見得服氣。這就會形成一種心態，希望中國和美國打一打，壓一壓美國的氣焰。第二個心態，中美打了以后，大家預期貿易會更公平，知識產權會更公平。這是對的，但我想提醒歐洲、日本，你們別想搭便車，如果搭公平的車不叫便車，但是我們中美打起來你得好處那不行。比如，歐洲人對平臺經濟是很有意見的，對Amazon、Facebook、Twitters、Google等加以處罰。如何打破新型壟斷，還沒有破解。這些平臺很大一部分是美國的，現在中國也進來了。歐洲人希望打擊它們，希望對它們有一定擠壓。但是美國還專門說，平臺經濟擴展下去成本會越來越低，中國人想搶美國人飯碗，不是這么回事，這點大家都明白，應當大家在一起尋求解決辦法。

　　最后，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問題我們自己很清楚。我可以舉出很多的例子，比Park先生講的還要多，在中國的企業之間太多了，不公平很多，相當多的是體制方面的問題，而不是我們不重視。我剛才給大家舉的例子，知識產權法院是中級法院，而且不是中央直管的法院，地方政府可以在國際貿易領域出臺9萬多項法規。這些都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且，我們在談判的時候應該互相理解，有些事情不是中國有意的。我們把這些問題解決了，對中國有好處，對美國也有好處，有全世界都有好處。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