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對等加征關稅前夕，7月3日世界貿易組織（WTO）貨物貿易理事會會議上，日本聯同俄羅斯率領超過40個國家（其中28個是歐盟成員國）對美國有可能出臺的全球汽車關稅表達憂慮，并警告稱，考慮到這些產品在全球貿易中所占的巨大比例，美國的行為有可能對全球市場造成嚴重干擾，且這些潛在措施將對全球多邊貿易體系產生威脅。

　　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常務理事、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周世儉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在金融危機后經過十余年努力，近年來，內需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不斷上升，貿易依存度已從2006年的64%下降到去年的33%，低于42%的世界平均水平，中國已經完成了從外向型經濟到內需為導向型的經濟結構轉變，在這一輪中“中國頂得住”。

　　WTO的“協商一致”機制

　　第一財經：為何特朗普政府屢屢發難WTO?

　　周世儉：WTO從最初成立時的23個成員發展到目前的164個成員，這么多國家樂于加入，其主要原因在于最惠國成立到現在，沒有一個國家因此而吃虧，所以參加的越來越多。

　　從1948到1994年，包括關貿總協定（GATT）進行的八輪多邊貿易談判，都旨在令全球各國大幅度減讓關稅，其中使發達國家的工業產品關稅下降40%，從平均6.3%降至3.8%，烏拉圭回合談判的成功才令GATT在1995年順利轉型為WTO，也促成WTO可以涵蓋98%的國際貿易額，使得WTO成為全球最重要的經濟支柱之一。

　　與此同時，WTO實行的是協商一致原則，這也是特朗普在當下屢屢發難WTO的主因。WTO的正式決策機制要求協商一致，即決策由所有成員代表通過“協商一致”原則作出，每個成員，無論是代表全世界貿易10%還是1%，都具有一票否決權。如某一決定未能達成協商一致，則以投票決定，其結果又必須達到四分之三支持才可達成協議。而對于美方來說，對這點非常不滿。

　　二戰后，為穩定世界格局，避免出現胡佛政府時代《斯穆特-霍利關稅法》類的亂政以及經濟大蕭條，在政治上全球成立了聯合國，在經濟上則成立了三大機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及WTO的前身GATT，三大機構分別旨在扶貧、救急和降關稅。在上述國際機構中，美國都擁有一票否決權，除了在WTO里。為此雙邊談判更符合特朗普“美國優先”的思路，令美國在雙邊談判中可以充分發揮優勢，但這一行為在21世紀的今天，無疑是一股反經濟全球化的逆流。而特朗普如果能在WTO有否決權，絕對不會想退出的。

　　但如果說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等行為所產生的影響還是局部的，那么特朗普如退出WTO，把WTO架空，這種行為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將無法估量。

　　美出臺關稅措施倒行逆施

　　第一財經：特朗普政府上臺后為何發動全球貿易戰，并通過加征關稅企圖吸引一些勞動密集型投資進入或回到美國？

　　周世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是人事上，據同我近期交流過的美方前高官講，特朗普身邊留下的都是貿易強硬派，具體表現是若特朗普強硬，他們要表現得比特朗普更強硬（才能留下來）；第二，特朗普上臺后，美方有一種錯覺，就是以為地球沒了他們就不轉了。你可以閱讀美國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在今年美國媒體上的一篇文章，他在里面妄稱，若美國出臺鋼鋁關稅，沒有國家敢對美國實施報復。實際上，目前遭到鋼鋁關稅影響的國家都出臺了對等措施。要看到，1950年，美國的GDP占全世界的1/2，到了2001年，這一數據為33%，2016年下降至24.66%。

　　與此同時，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美國需要世界的資金來支撐美國經濟的發展和繁榮。不少外資到美國發展，就是看上了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的優勢。換個思路想，有多少人想去美國進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呢？

　　振興國家經濟，第一需要資金，第二需要擴大海外市場，特朗普此舉是倒行逆施。而近十年內美國在吸引外資方面并不是沒有出現過重大波動：以2009年為分水嶺，此前美國在2008年吸引外資達3064億美元，然而從2009年金融危機開始，在2009~2014年期間，每年吸引外資僅僅在1400億~1700億美元這個區間，當時經濟明顯起不來。

　　隨后在2015年，由于美元走強，有利于吸引外資，美國引進外資總額反彈到3840億美元。2016年，美國吸引外資達3910億美元，2017年為3110億美元，這一數據占到世界吸引外資的近五分之一，這證明美國的發展需要全球資金支撐。然而在2020年大選之年即將到來之際，特朗普不想辦法刺激經濟，而采取關稅和限制外資兩大措施打壓經濟，不知特朗普是如何看待連任這個問題的。

　　中國頂得住

　　第一財經：特朗普出對華加征關稅的一個重要判斷是認為中方對美方的出口依賴要超過美方對中國的依賴，您認為他們這種觀點成立么？

　　周世儉：有許多人疑惑中國能不能頂住這個問題，在我看來，中國頂得住，其主要原因在于：國家經濟的增長是由投資、外貿、消費三駕馬車拉動，中國的本錢在于本國消費已經可以成為拉動經濟的基礎動力。

　　2008年金融危機后，中國進行產業改革，并用了十余年時間實現了外向型向內需型的轉變，同時近年來內需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不斷上升，貿易依存度已從2006年的64%下降到去年的33%，低于42%的世界平均水平，經常項目順差占GDP的比例也從2007年的約10%下降到去年的1.3%，我國經濟應對外部沖擊的能力不斷增強；還可以看到中方將大幅降低汽車和汽車零部件、服裝鞋帽、廚房、體育健身用品、家用電器、養殖類、捕撈類水產品、化妝品等各種消費品的關稅，同時將在金融、制造業、農業等多個領域減少對外國投資的限制，大幅放寬市場準入，這些措施都有利于擴大國內消費，促進我國繼續向以國內消費為主要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

　　此外，不能忽視的是中國經濟韌性不斷增強。總之，中國頂得住。

　　第一財經：在WTO例會的歷史上，日本主動譴責或對美國表達憂慮是很罕見的事情。你對于7月3日WTO貨物貿易理事會會議上發生的一幕怎么看？

　　周世儉：此次美國的汽車稅打到了盟友身上，僅日本對美汽車整車出口就達到170萬輛，這相當于對美國出口的40%。怪不得日本急得跳起腳來。而上述情景在我多年參與對美事務中都不曾出現。

　　正如商務部所說，美方措施本質上打擊的是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簡單來說，美國是在向全世界開火，也在向自己開火。大部分中國對美出口產品都是加工類產品，其產業鏈很長，其中日韓比重極大，他們對此也很焦急。

　　同時，還可以看到數據顯示，美方公布的所謂340億美元的征稅產品清單中，有200多億，約59%是在華的外資企業生產的產品，其中美國企業占相當比例。可以看出，如果美方啟動增稅，實際上是對中國和各國企業，包括美資企業的增稅。

　　第一財經：在中期選舉之后，美國國內的力量能否讓特朗普回到正軌？

　　周世儉：目前特朗普的舉措逆經濟全球化而動，令人不禁回想起美國胡佛政府時代（1929~1933年）出臺《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時的情景，而這不是我說的，是美國媒體這樣指出的，在中美對等加征關稅前后，美國的三大主要媒體（《華爾街日報》等）均批評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有一家媒體并將其行為同歷史上已經蓋棺定論、被認定是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相提并論，該法案曾經在觸發美國經濟大蕭條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上述美方媒體還指出，目前受傷最深的都是共和黨的票倉，也是特朗普當選的票倉。該地選民會慢慢對此有所感受。

　　同時，美國的政治體制具有削弱總統權力和三權分立的特性：觀測過往數位總統的任期即可知，在中期選舉后通常總統所在的多數黨會成為少數黨，這是美國人對于三權分立的偏好所決定的，屆時特朗普想做些什么，會更加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