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佳士公司一件普通的工人維權事件，卻在三個月的時間里通過互聯網不斷發酵，升級成為國內外輿論關注的熱點事件。這有些出乎意料，但它深刻反映了互聯網時代解決工人維權問題所面臨的復雜局面。

　　回顧佳士事件，以下的一些線索值得注意：

　　第一，它一開始就是普通維權事件，但逐漸復雜化了，社會上的勢力參與了進來，而且社會上參與進來的人和他們的能量都遠遠超過了佳士公司的維權者。佳士公司并沒有出現“全體罷工”，參與的人數始終有限，但外聚的力量卻越聚越多。

　　第二，維權的范圍沒有限于廠區，而是有很大一部分針對了政府機構，尤其是針對了當地派出所。這直接違反了治安管理的相關法規。

　　第三，佳士工人的要求是維護自己的合法收入和福利不被侵犯，而外部參與的力量則把矛頭指向中國的工會體制，明顯有意攪動大范圍的社會沖突和矛盾。后來一些與此事毫不相干的人跑到深圳去“聲援”,在互聯網上傳播相關信息，西方媒體則極力宣揚此事具有“重大意義”，讓人感受到有人想要把佳士維權事件作為一個支點來撬動中國社會秩序的節奏。

　　切實保障全體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既是我國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也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舉措。我國的勞動法律法規對解決勞資糾紛有一套相對比較完整的程序。從雙方協商，到調解機構和仲裁委員會介入，直到法院訴訟，這套體系解決了這個國家境內的大部分勞資糾紛。那種中國工人在大范圍里受到殘酷剝削、合法權益得不到基本保障又無處申訴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隨著勞動法的不斷強化，勞動者維護自身權益的能力越來越強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也是大多數人自己和身邊親友的共同感受。加上勞動市場也在變化，“農民工荒”在不少地區出現，勞動者的維權形勢受到法律和市場的雙重推動。說中國工人的福利形勢和維權形勢都在惡化，這實在與實際情況南轅北轍，將做這種宣傳的其中一些人定性為惡意煽動，大概毫不為過。

　　在上級工會的幫助下，佳士公司的工會日前得以成立，一些工友通過選舉成為工會委員會委員。中國法律沒有規定所有企業必須成立工會，但對成立工會持積極鼓勵態度。一些人鼓動應當搞西方式的所謂“獨立工會”，那是試圖把西方體制中的一個元素強行植入到中國體制中來，而不同體制之間根本不可能實現那樣的移植。

　　在深圳佳士維權事件中，資方確實存在問題，這值得政府監管部門高度重視。要讓工人們表達訴求的渠道充分暢通，政府要能夠及時發現勞資矛盾，開展合理干預，并且做必要的宣傳，讓勞動者了解政府在為維護他們的權利行動。這將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壓縮不懷好意勢力興風作浪的空間，讓解決勞資矛盾始終處在正確的軌道上。

　　目前中國正處于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這是各種矛盾的多發期。最重要的還是要把維護好工人及社會各個群體的合法權益放在最前頭，同時要讓全社會知道，中國決不能推崇西方式的對抗解決問題的套路，決不能被西方勢力帶了節奏。因為那與中國的體制背道而馳，與我們的國情格格不入，它必將損害我們所有人的根本利益。 (作者是環球時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