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任性”就是給世界挖坑兒(望海樓)

　　在美國開國之初，曾經有過著名的“農業立國”和“工商業立國”的路線之爭。

　　種植園主出身的杰弗遜主張“農業立國”，提倡向歐洲大量出口糧食和棉花等工業原料來換購工業制成品，造成歐洲工業國對美國農業的依賴。而商人出身的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則主張“工商業立國”，大力發展工業，同歐洲強國一較上下。因為當時適逢工業革命，工業附加值遠高于農業，所以，發展工業、與歐洲做生意給初生的美國帶來了大量財富。但美國也沒有因為工業的發展荒廢了廣袤的土地，在發展中融合了開國初年的兩條路線。

　　不過，無論是“農業立國”還是“工商業立國”，杰弗遜和漢密爾頓始終沒有放棄一個立場，就是“商業立國”，這成為美國兩百多年來的立國精神。由此生發出的自由、平等意識以及契約精神，都成為美國重要的核心價值觀。

　　可惜，這些美國自詡“光榮與夢想”之根源的價值觀，眼下正經受自己挑起的貿易戰的嚴峻考驗。

　　怎么講？商業的本質無非是互通有無，積累財富。市場經濟條件下，人類擺脫了蠻荒時代的掠奪性交換，開始有了規則，交易雙方有平等的交易人格、自由的交易原則，遵守共同的契約精神。這是現代商業文明的基礎，在這個經濟基礎上形成了一套基于規則和信用的國際治理體系。用中國政府前幾天發布的《關于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白皮書中的話來說，這套上層建筑是“各國無論大小強弱，均應相互尊重、平等對話，以契約精神共同維護國際規則”，是“走向文明的歷史進程”，對“促進全球貿易投資、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具有基礎性作用”。

　　但當下，美國破壞現行多邊貿易規則的做法把這套文明的規則一腳踢開。

　　2017年和2018年亞太經合組織貿易部長會議上，美國政府不同意將“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寫入部長聲明，遭到亞太經合組織其他成員一致反對，造成均未在支持多邊貿易體制問題上達成一致立場。爭端解決機制是多邊貿易體系的重要基石之一。近年來，美國又頻繁干預WTO事務，阻礙WTO爭端解決機制法官的選拔和任命，導致世界貿易組織上訴機構人員不足，使爭端解決機制癱瘓。

　　當年推動建立多邊貿易體系的是美國，如今破壞這個體系的同樣是美國，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美國的契約精神安在？

　　美國的任性對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破壞不僅僅在制度層面。白皮書說，當前，全球經濟剛剛走出國際金融危機的陰影，回升態勢并不穩固。美國政府大范圍挑起貿易摩擦，阻礙國際貿易，勢必會對世界經濟復蘇造成負面影響。為了遏制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其他國家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這將導致全球經貿秩序紊亂，阻礙全球經濟復蘇，殃及世界各國企業和居民，使全球經濟落入“衰退陷阱”。

　　根據世界銀行的測算，如果全球關稅廣泛上升，會給全球貿易帶來重大負面影響，至2020年全球貿易額下降可達9%，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影響尤為明顯。

　　如果全球經濟因為“關稅戰爭”陷入“衰退陷阱”，美國能獨善其身嗎？要知道，全球經濟對貿易增長的依存度已從1960年的17.5%上升到2017年的51.9%，各國經濟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殺敵一千，自損八百”，貿易戰的結果必然是美國不得不承受自噬的苦果。

　　當前，全球經濟深度一體化，各國充分發揮各自在技術、勞動力、資本等方面的比較優勢，在全球經濟中分工合作，形成運轉高效的全球價值鏈，共同分享價值鏈創造的經濟全球化紅利。尤其是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各國企業通過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最大限度降低了生產成本，提高了產品和服務質量，實現了企業之間、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共贏，這是市場自由選擇的結果。

　　但美國政府非要逆市場而行，通過加征關稅、提高貿易壁壘破壞全球自由貿易，甚至對不愿意放棄全球產業鏈回國的美資跨國企業貼上“賣國標簽”、威脅加稅，這已經不是一個崇尚自由市場經濟的美國的做派了。對全球價值鏈的破壞，必然對所有供應鏈上的經濟體都造成貿易收縮的負面影響，產生連鎖反應，美國供應商也在劫難逃。

　　白皮書引用了中國商務部數據：美國對華第一批340億美元征稅產品清單中，約有200多億美元產品（占比約59%）是美、歐、日、韓等在華企業生產的。包括美國企業在內，全球產業鏈上的各國企業都將為美國政府的關稅措施付出代價。

　　而這些代價最終將由全球消費者承擔，當然也包括了長期受益于廉價全球商品的美國消費者。“保護性關稅將導致美國消費品價格上漲，傷害多數美國公民利益”，這不是中國政府說的，而是美國國家納稅人聯盟在2018年5月3日寫給國會與總統的公開信中警告的。

　　1930年，美國總統胡佛為兌現競選時的承諾——提高農產品的進口關稅以幫助受困農民，一意孤行，簽署了《斯姆特·霍利法案》，將2000多種的進口商品關稅提升到歷史最高水平。法案通過之后，許多國家對美國采取報復性關稅措施，使美國的進口額和出口額都驟降50%以上，引發全球經濟大蕭條。《斯姆特·霍利法案》通過之時的1930年，美國的失業率為7.8%，而到1931年，驟升至16.3%，并一路走高，1932年達到24.9%，1933年達到25.1%。

　　88年過去，但愿殷鑒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