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可是套用在解讀“中國奇跡”上，卻不能不說有些反轉：對于當今中國在經濟社會等各方面取得的發展成就，究竟用哪種理論來解釋呢？主張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的西方新自由主義者們屢屢解讀失誤，自詡“現代社會科學范式締造者”的西方人在“中國奇跡”面前深感困惑，這是不爭的事實。蘇東劇變后提出“歷史終結論”的著名學者福山在事實面前被迫修正其觀點，并且坦陳“有關人類未來的重大理論領域應該給中國人預留足夠的空間”。

　　新中國成立以來70年的歷史性成就，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體制逐漸走上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軌道，對外開放的步伐不斷擴大，深度參與到經濟全球化之中，中國的政治制度和體制不僅沒有像某些西方政客設想的那樣會隨之“自由化”“民主化”，反而在實踐中不斷得到完善和鞏固，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根本支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越走越寬廣。

　　深植國情的政治引領

　　觀察100多年來中國巨大歷史變遷中的基礎性乃至決定性因素，觀察成就70年“中國奇跡”的背后動因，政治的視角無疑是一個重要維度。

　　馬克思說，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中國共產黨的橫空出世，是開天辟地的大事件，已經深刻改變了人類的歷史進程。中國之所以能夠取得歷史性發展成就，根本原因還是在于長期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人致力于偉大的社會革命，從社會制度、政治體制、思想文化等進行深刻變革，從而為生產力的發展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開辟了廣闊道路，創設了必要的政治前提。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和國家中心工作的根本轉移，沒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撥亂反正，沒有全黨上下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沒有“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黨的基本路線的形成，沒有“三步走”戰略以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沒有一個又一個“五年規劃”的實施，怎么會有經濟社會諸領域的大變革、大發展呢？！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大的優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這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的根本保證。在社會主義中國，“黨的領導”作為各項事業發展的核心力量毋庸置疑。這一條體現在黨的基本路線的“四項基本原則”中，“堅持黨的領導”也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道路中，“黨的領導”相對于“依法治國”“人民當家作主”，是作為“根本保證”而存在和發揮作用的。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打開國門，步入世界經濟大潮，用短短幾十年迅速取得了西方國家一二百年才獲得的發展成就，西方一些人開始關注中國經濟現象，探究其背后的政治動因。但中國在社會制度、政治體制和領導體制上均與西方有很大不同，絕不能用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觀點看待。中國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相比于實施“民主政體”的西方國家，制度和體制優勢越來越明顯，是一種涵蓋絕大多數人并為絕大多數人謀幸福的更高形態的“民主”，與狹隘的“西式民主”不在一個維度上。

　　中國共產黨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黨就是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權威”。其實，縱觀中國漫長的歷史演進，擁有強大資源匯聚和動員能力的中央政府，歷來是中國國家保持統一、經濟社會高效運轉的政治行政中樞。

　　中國特色的民主實踐

　　“民主”作為源自西方文化傳統的概念，并不專屬于西方世界，而是全人類通過豐富多彩的實踐共同詮釋的結果。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普世”的“民主”，不管是“民主”的定義還是“民主”的模式。“鞋子好不好，根本上取決于適不適合自己的腳。”相比于實施西方“民主政體”的國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及其制度體系，是植根于中國實踐、反映人民意愿、通向美好生活的最好選擇。

　　從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把“民主與科學”寫在它的旗幟上，到新時代黨的十九大再次鄭重地把“民主”確立為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目標和不懈追求，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從來沒有忘記、背離她的“初心”，即為人民當家作主而努力奮斗，把“民主”這個時代潮流與中國的實際國情緊密結合，建設世界上“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

　　中國人歷來講究“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著辦”。自古以來，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的國度，如何廣泛吸納各種政治力量，更好地聚合社會各階層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服務于國家和社會治理，始終是一道大課題。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勝利召開，確定了執政黨與參政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多黨合作”關系，具有濃郁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隨著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實踐的展開而逐步得以完善。實踐證明，這種旨在協調政黨之間、階層之間各種利益關系的制度安排，能夠在保持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的前提下，為社會各界、各階層的意愿表達和利益實現，創設了一個共同認可的制度平臺。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有效規避了西方多黨“輪流執政”的弊病，也根本不同于所謂“一黨專政”。

　　西方選舉中推行“一人一票”的“普選制”，表面上看極為公正，一個也沒有少，似乎真正反映了民意，為選舉政治帶來了“合法性”，其實并非如此。在多黨政治的軌道上，各黨派利益立場各異，價值取向有時相互沖突，為了各自利益，每每使出渾身解數，相互攻擊，致使民眾分立、社會撕裂、政治極化，“民主選舉”往往成為少數有錢有權人的“紙牌屋”和“跑馬場”。西方 “三權分立”和“議會民主”制，由于深受多黨政制的掣肘，程序繁雜、議而不決、效率低下，才是真正的“形式多于內容、程序高于結果、當下勝過未來”。

　　多民族的國家如何維護和實現大一統的局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就實行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將自身初心和使命外化為對待民族關系的邏輯必然，也是對歷史上歷代王朝實現民族團結優良傳統的真正繼承和弘揚，在實踐中具有強大生命力和發展前途。“一國兩制”也是中國政治制度的一項偉大創舉，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構想率先在香港、澳門落地，其所蘊涵和代表的豐富理論內涵和深遠歷史意義，不僅僅局限于中國，即使對于破解和探索國家治理困局的其他國家也具有借鑒意義。

　　百年變局下的中國共贏哲學

　　當前，人類社會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向何處去，人類的前途在哪里”等“時代之問”擺在世人面前。世人關注“中國奇跡”，也是為了尋求一種啟發和答案。

　　要理解社會主義中國的發展奇跡，用西方資本主義那一套理念和原則顯然已經行不通，必須確立與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利益立場和價值原則相適應的新型國家觀。

　　“中國奇跡”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很重要的一條就在于中國在致力于發展自己的同時沒有忘記關聯方的合理關切和核心利益，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始終奉行平等相處、共同發展的共贏哲學。

　　近年來，學術界有人用“文明型國家”來概括和定位當前中國和平發展的歷史性現象，應該說是一種富有歷史感和時代感的深邃視角。而所謂“文明型國家”的實質，比較于西方資本主義，正在于它的“以人民為中心”。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有了人民群眾作為后盾和依靠，執政者就有了可以憑借的戰無不勝的強大力量，也才不會為短期利益所左右，能夠正確地處理本國與他國、現實與長遠、和平與戰爭等的辯證關系。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與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歷史大勢是根本一致的。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國度，始終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放在第一位，必然是世界和平的堅定維護者，也必然是人類共同發展的有力推動者。

　　歷史已經證明，也必將繼續證明，中國發展奇跡背后的根本“政治動因”，就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在于“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所彰顯的政治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