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在我國核潛艇勝利完成水下發射運載火箭后，中國第一代核潛艇幾位總設計師合影。趙仁愷（左一）、彭士祿（左二）、黃旭華（右一）、黃緯祿（右二）。資料圖。

　　1970年8月30日，在西南大山深處的“909”基地，由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設計研制的核潛艇陸上模式堆順利達到滿功率，發出了中國第一度核電！這意味著，新中國第一艘核潛艇的心臟——核動力裝置開始運行了！

　　這一天，中國成為了世界上第五個擁有自主核動力技術的國家，大家欣喜若狂，而總設計師彭士祿卻在悶頭大睡，在這之前，他已經連續五天五夜沒有合眼。

　　彭士祿這個名字，鮮有人知。直到1988年9月27日，中國導彈核潛艇發射運載火箭成功，他才作為中國第一任核潛艇總設計師、中國第一個核動力裝置的主要設計者，走進人們的視野。而在這之前，他隱姓埋名30年，他的名字和他從事的工作一樣，都是中國的最高機密！他還有另外一個身份——無產階級革命家、烈士彭湃的兒子。

　　時隔50年，又是一個8月30日，重溫歷史，致敬這位中國核動力事業的“拓荒牛”。

　　“他是個大人物,全家都要為他隱姓埋名”

　　彭士祿全家福。資料圖

　　1925年，彭士祿出生在廣東省汕尾市海豐縣，是彭湃的二子。上世紀二十年代，出身工商地主家庭的彭湃，沖破階級的“枷鎖”，成為“中國農民運動的第一個戰士”。

　　“一個漆黑的夜里，奶媽背著我逃難。”這是彭士祿關于人生最早的記憶。1928年，他3歲，母親蔡素屏不幸被捕，英勇就義。1929年，彭湃在上海被捕，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高唱《國際歌》，慷慨赴死。那一年，年僅4歲的彭士祿成了孤兒。盡管彭士祿才4歲，他就已經成了敵人的“眼中釘”、全國懸賞搜捕的“通緝犯”。

　　為了躲避國民黨的“斬草除根”，彭士祿過起了姓百家姓、吃百家飯、穿百家衣的生活。他先后在幾十個貧苦百姓家生活過，每到一家，他都要改名。8歲時，彭士祿被國民黨當局抓進監獄。在那里，他吃的飯里滿是沙子、蟲子，渾身都是虱子、疥子，晚上睡覺蓋的是破麻袋。

　　1935年，在獄友們的掩護下，在監獄受了一年苦、差點被餓死的彭士祿終于出獄。之后，他從監獄轉到廣州感化院，患重疾又差點病死。10歲時，他開始沿著鐵道流浪，一度靠乞討度日。后來，彭士祿再度被捕，這一次，祖母周鳳將其營救出獄。此后他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在香港、澳門學習和生活。直至1940年，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彭士祿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和鄧穎超。周恩來見到彭士祿時凝視了一陣子，親切地拉著他的手說：“終于把你找到了。你爸爸是我的好朋友！”“要繼承你爸爸的遺志，好好學習，努力工作。”

　　后來，15歲的彭士祿來到了延安，于1945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回顧過往，彭士祿總是飽含深情地說，“坎坷的童年經歷，磨練了我不怕困難艱險的性格，我對人民永遠感激，無論我怎樣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報他們給予我的恩情。”

　　“只要祖國需要，我當然愿意”

　　彭士祿在莫斯科留學時的照片。資料圖

　　1951年，彭士祿以優異的成績獲得留學蘇聯的名額，前往喀山化工學院化工機械系學習。

　　1954年1月，美國東海岸發生了一件大事：一個巨大而靈巧的“黑色水怪”轉眼潛入太平洋，游過墨西哥灣、蕩過南美洲、橫穿大西洋，途經歐亞非三大洲后又回到了美國東海岸，而這一切所消耗的全部動力來自一塊高爾夫球大小的鈾燃料。如果換了石油作燃料，需要整整90節車皮的石油，消息一經公布，舉世震驚。這就是繼原子彈之后再度震驚世界的美國核潛艇“鸚鵡螺”號。

　　1956年，陳賡大將到蘇聯訪問，正準備回國的彭士祿被密召到中國駐蘇大使館。陳賡問他：“中央已決定選一批留學生改行學原子能核動力專業，你愿意改行嗎？”“只要祖國需要，我當然愿意。”彭士祿堅定地說。

　　“從未在晚上12點以前就寢過，我們要學的東西太多太多了，一頭扎進去，就像沙漠中的行人看見了湖泊那樣。當時，那種奮進不息、為祖國奪取知識制高點的心情是難以用語言描述的。”回憶這段時光，彭士祿這樣說道。也正是這段時光讓彭士祿與核動力結下了一生的緣分。

　　“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

　　工作中的第一艘核潛艇建設者。資料圖

　　1959年10月，當時的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率團訪華，毛澤東提出了為中國核潛艇研制提供技術支持的請求。赫魯曉夫傲慢地回答：“你們中國搞不出來，只要我們蘇聯有了，大家建立聯合艦隊就可以了。”他甚至提出，在中國設立長波電臺，建設供蘇聯的潛艇停靠的基地。

　　毛主席聽后憤怒地站了起來說：“過去英國和其他外國人占領我國多年，我們再也不會讓任何人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我國領土!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

　　1962年2月，彭士祿開始主持潛艇核動力裝置的論證和主要設備的前期開發。然而，當時一窮二白的新中國想要造核潛艇，簡直比登天還難！無圖紙資料，無權威專家，無外來援助，包括彭士祿在內的所有人，誰也沒見過核潛艇長什么樣，僅有的參考資料，是從報紙上翻拍的兩張模糊不清的外國核潛艇照片，和一個從美國商店買回來的兒童核潛艇模型玩具。在這種狀況下搞核潛艇不得不全靠“自教自學”。

　　彭士祿在工作。資料圖

　　“那時候，條件艱苦啊，我們都能夠干出來，不容易！”彭士祿深知，僅憑一腔熱血是不夠的，需要把自己和別人已有的經驗和技能進行轉化，同時大量吸收新的前沿知識。

　　彭士祿針對全室大多數人只會俄語不會英語、而外文資料又大多為英文的狀況，組織了集體英語學習。大家從早晨5點多鐘起床就背英語單詞，甚至上廁所時也在背，夜深了也要背上幾遍新學的單詞才去睡。這樣邊學英語，邊看與各自專業有關的英文資料，經過兩年的努力，全室基本上過了英語閱讀關，并且摸清了國外核電站、核動力裝置的基本情況。

　　“那時候，交通不便，我們吃住都在工地上。那里陰暗潮濕、毒蛇蚊蟲肆虐，生活非常艱苦。我們是吃著窩窩頭搞科研的，連窩窩頭都吃不上時，就挖野菜和白菜根吃。沒有電腦，僅有一臺手搖計算機，大家就拉計算尺、打算盤，那么多的數據都是靠這些工具沒日沒夜地算出來的。”彭老回憶說。

　　就這樣，通過邊學習邊實踐，他們逐漸扎實地掌握了核動力裝置的基本原理及各系統、各專業間的內在關系。默默攻關，這些“門外漢”悄無聲息地站到了核動力科學研究的前沿。

　　“我來簽字，我負責！”

　　尖端科學講究精細嚴謹，但彭士祿偏偏“大膽”。

　　在潛艇核動力裝置的論證和主要設備開發前期，許多人對核動力的知識都幾乎為零，他們有學電的、有學化工的、有學儀表的，對某個技術上的問題意見不一致，甚至經常發生激烈的爭論。出現這種情況，他就對研究人員說“不要吵，做實驗，用實驗結果說話。根據實驗結果，我來簽字，我負責！”

　　1970年7月，反應堆開始緩緩提升功率。每提高一檔功率，出現的險情也越多。問題不斷增加，反對繼續提升功率的意見也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彭士祿力排眾議，繼續提升功率，8月30日，他決定實現主機“滿功率”。這一天，實驗現場圍滿了人，負責數據運算的黃士鑒并不知道彭士祿滿功率的計劃，下午六點多鐘，黃士鑒發現，竟然滿功率了！他以為自己算錯了，繼續算第二遍、第三遍，第三遍，他才確定。

　　彭士祿舊居。中國青年網記者 李慧慧 攝

　　彭士祿的“大膽”，并非有勇無謀，“拍板”也并非胸中無數。有一次，有人問他：“為什么敢于拍板？”他說：“其實，有個秘訣，一定要用數據說話。”牢牢掌握實驗數據，是他大膽決策的科學依據。也有人問他，“在潛艇核動力研制過程中，那么多次拍板，有沒有拍錯的時候？”彭士祿毫不掩飾地說：“有啊，怎么可能沒有。錯了，我就改過來，再繼續前進。只要三七開，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就可以干，不然，都準備好了，要我們干什么？”

　　彭士祿。資料圖

　　就在核潛艇進行最后調試工作時，劇烈的胃疼襲來，彭士祿全身都被汗水浸透了，醫生診斷為急性胃穿孔，這一次手術，彭士祿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那一年，他才49歲！他說：“我喜歡這個工作，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1988年，彭士祿又擔任了秦山核電二期工程董事長，成功實現了我國核電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

　　彭士祿曾在自述中寫到：“也許因是屬‘牛’的吧，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勁精神，不做則已，一做到底。活著能熱愛祖國，忠于祖國，為祖國的富強而獻身，足矣；群體團結，是合力，至關重要，最怕‘窩里斗’，分力抵消，越使勁越糟糕，最后變成負力，悲矣！盡自己的力氣去做正功，沒有白活。”

　　大國重器，以命鑄之。他們在祖國貧弱的年代，創造出了蔭護萬代的財富，用自己堅挺的脊梁，給了整個民族以力量。幾十年后，中國大地上已建起了一座座安全、高效、清潔的核電站。一代又一代核工業人不弛于空想，不鶩于虛聲，將青春年華化作深海中前行的潛艇、澎湃動力的核電站，無聲，但有無窮的力量。（記者 李慧慧 實習記者 牟昊琨 通訊員 趙霏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