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蘇維埃時期黨徽、黨證、黨章。

　　紅軍家信。

　　上世紀80年代末的一天，在北京古玩市場的地攤上，王金昌無意中發現一本用紙繩裝訂的蠟刻小冊子，封面上書“抗日游擊隊紀律條令草案”。他的心怦怦跳，感覺難以置信：“我一直對中國革命史很感興趣，對八路軍129師的事跡耳熟能詳，想不到居然能在市面上看到這么寶貴的資料。”

　　其后，他驚訝地發現這并非偶然——大量本該由圖書館、資料室、研究機構嚴格保護的革命歷史文獻被隨意丟棄，少數流落到舊貨市場，還有相當數量被直接作為廢品、垃圾處理，永遠地消失了。

　　從此，王金昌幾乎把所有業余時間都用來對文獻類革命文物進行收藏。

　　他與京城“破爛王”結成好友，不斷在廢紙堆里翻揀珍貴的文字；他奔走于江西、湖南等革命根據地，從鄉村舊房的墻縫、房梁搶救下多件革命信函、傳單。為此，他不僅花費大量時間精力，還投入很多金錢，萬不得已的時候甚至賣掉價值數十萬元的古玩。

　　30年間，他搶救性地收藏并整理了涉及中國共產黨成立、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新中國成立等時期近2000件革命文物。

　　那些發黃的啟蒙書刊、影像模糊的黑白照片、語言質樸的紅軍家書以及蓋著紅色印章的公函、法規、證件，浸染著戰火烽煙與壯志豪情的濃烈氣息，將歷史粗糲、立體的面孔推到人們眼前。

　　目前，王金昌的一部分紅色收藏被陳列在北京忠良博物館，已經免費接受近10萬人參觀。軍事科學院專家評價，這些收藏“具有較高的保存和研究價值，是對現有紅色史料的有益補充。”

　　從廢紙堆、舊房墻縫和房梁尋找革命遺存

　　王金昌可謂“奇人”。他履歷豐富，做過官也經過商，能繪畫會書法，同時又是屢獲大獎的作家。

　　上世紀80年代，王金昌是北京古玩市場的常客，憑借深厚的歷史知識和過人眼力，成為收藏高手。與革命文物的偶然邂逅，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八路軍129師的故事王金昌早就耳熟能詳。這個被譽為“抗戰最能打”的師戰功赫赫，令日寇聞風喪膽。關于這支神勇的隊伍一直有很多傳說，王金昌從《抗日游擊隊紀律條令草案》中對其屢建奇功的原因豁然開朗：這份14頁5000余字的草案，關鍵內容有二：視群眾利益于最高；明確提出聯合一切力量抗日。

　　王金昌極度興奮，他敏銳地意識到這份材料非同尋常的史料價值，馬上掏出幾十元錢買下。

　　幾年之后，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專家鑒定稱，這是“歷史文獻的珍本”，對于研究我黨軍隊建設和抗日戰爭時期黨的建設有重要史料價值。1995年，他將這件文物無償捐贈給軍博。

　　熟知王金昌的人說，他收藏革命文物不是興之所至的雅好，而是帶著感情和信念。

　　王金昌的紅色收藏主要集中于書報、日記等文獻材料，遴選的標準建立在他個人對黨史的獨特視角，強調重要性、稀缺性、生動性。這些文物補充了正史記錄的不足，在宏大敘事之外，打撈了諸多具體而細微的歷史細節。如中華蘇維埃開具的村民結婚證和廢婚證，反映了蘇區倡導婚姻自由；一封紅軍家信中寫道：“只有取得第五次反圍剿勝利才能保障分田勝利”，揭示了土地革命凝聚民心的力量……

　　王金昌的藏品中不乏珍品、孤品。如蘇區石印版的《中共六大黨章》，黨史專家認為可能是于今僅見的一份單行本。此外，他還收藏了全套《向導》。《向導》是第一份中國共產黨機關報，于1922年創辦，第一任主編是蔡和森。1927年被迫停辦，共出版201期。

　　王金昌的收藏基于特殊的時代背景。上世紀90年代開始，很多博物館、圖書館大規模建設翻新，大量書稿和文件材料被清理、廢棄。之后，掃描和數字技術普及，一些圖書館管理者忽視實物版本的保存，導致一些珍貴資料被丟棄。此外，一些政府機關不注意保存重要文獻，使一些領導人和歷史名人的文字材料被不經意地當成廢品。

　　王金昌說，那些手書、油印的文字材料數量有限，其所記載的內容不可篡改，因而十分稀缺珍貴。由于歲月侵蝕和戰爭環境殘酷，許多材料紙張變黃、發脆，蟲蛀、雨打、火燒的印跡明顯，但破損的外形與殘留的內容，無不傳遞著寶貴的歷史信息。

　　隨著留存在世的文獻越來越少，收藏變成一場跟時間的賽跑。很多年里，王金昌是京城“破爛王”的大主顧，一接到有廢書廢報的電話，就火急火燎地去驗貨。小區的保安常常納悶：這位明明是個大老板，為啥總是一麻袋一麻袋地往家里運破爛？

　　王金昌除了在全國各地的文物市場“撿漏”，更常常趁假期在江西、湖南、湖北等革命老區四處奔波搜尋。

　　2006年，王金昌迎來了收藏史上的一次大豐收。江西老區贛州進行大規模新農村建設，拆舊建新的過程中，在墻縫、房梁中發現了100多件中華蘇維埃、中國工農紅軍時期的革命文物。當時已經有人購買，王金昌得知其中有1930年興國縣蘇維埃編印的《紅軍歌曲集》，感到非常珍貴，志在必得。為此，他毅然將一件收藏的價值數十萬元的明洪武時期的瓷碗賣掉，收購了這批文物。

　　文物“述說”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

　　縱觀王金昌的收藏，可謂一部濃縮、實物版的革命史，人物與故事栩栩如生。

　　北京忠良博物館館員吳花說，很多觀眾深感驚訝，私人收藏居然有陳獨秀主編的全套《新青年》雜志以及大量“赤色書刊”。

　　100年前，中國的命運處在十字路口，救國主張五花八門，政黨團體不計其數，各方勢力粉墨登場。100年后，很多人追問：拯救中國的為什么是共產黨？

　　令王金昌十分震撼的一件文物，是一張用草紙寫的《賣女狀》，一位老人被逼無奈要賣掉十幾歲的女兒。王金昌說，看到這個你就會理解，為什么老百姓愿意參加紅軍，為什么會有那么多婦女參加革命。

　　北京忠良博物館的鎮館之寶，是大型石碑拓片《中國共產黨十大綱領》。深紅色的拓片長2.7米、高2.16米，由朱砂拓印，全文約1500字。字跡清晰、畫面精美、氣勢磅礴，是很多參觀者打卡留影的背景。

　　博物館館長張曉東與同事經過實地探訪得知，碑刻是由中國共產黨川陜省巴中縣特別市委員會于1933年11月刻成。十大綱領是中共六大提出的，總結了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提出了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和奮斗目標。

　　拓片背后的石碑充滿傳奇色彩。1935年，紅四方面軍西渡嘉陵江北上后，國民黨巴中縣縣長楊杰下令，讓民工砸碎刻有《中國共產黨十大綱領》的石碑，稱“毀其碑、除其毒”，石碑的三塊石板被斷成九塊。民工感念紅軍，趁黑夜將碑塊埋于西城門內側的壕溝里。

　　王金昌還收藏了一份毛岸英手寫信件僅有的復印件。這是他在一家出版社處理的舊資料中發現的。在這封寫給楊開慧姨媽之子向三立的信中，毛岸英談及一件家務事——舅舅提出“希望在長沙有廳長方面的位置”。

　　毛岸英在信中寫道：“反動派常罵共產黨沒有人情，不講人情，而如果他們所指的是這種幫助親戚朋友同鄉同事做官發財的話，那么我們共產黨正是沒有這種‘人情’，不講這種‘人情’。共產黨有的是另一種‘人情’，那便是對人民的無限熱愛，對勞苦大眾的無限熱愛，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親戚在內……”

　　補遺于萬一

　　通過查閱資料、訪問專家與當事人親屬，王金昌不斷挖掘文物的內涵。白天，他是長袖善舞的企業高管；晚上，他獨守青燈引經據典，甄別藏品的真偽和價值。

　　人民出版社將王金昌收集的大量票證、公函、報刊進行整理，出版了《陜甘寧邊區經濟典藏》。這些文物表明，陜甘寧邊區選擇了一條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經濟發展道路。中共黨史專家石仲泉在序言中寫道：這條道路不僅支撐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全面勝利，也奠定了新中國經濟的基礎。可以說，新中國經濟直接從這里走來。

　　30年里，王金昌還整理出版了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紅色典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北平日記》《建國日記》等書籍，并撰寫了大量散文、小說，為一些電影、電視劇的編劇提供歷史資料。

　　他有別于官方敘事的個人視角，復活了大量淹沒在歲月長河里的人物與故事，拓展了人們考察歷史、觀察人性的視野。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他對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有爭議人物的發現。

　　2006年10月，王金昌在北京報國寺文化市場偶然發現了20本共約150萬字的手寫日記本。記載了作者自1938年到1943年的生活歷程。日記本異常整潔，漂亮的墨水鋼筆字和行云流水般的紀實書寫深深吸引了王金昌。

　　后經了解，作者董毅出生在民初仕宦人家，父親曾在北洋政府所轄天津任職。1938年，他考取了輔仁大學國文系。董毅的日記，詳細記載了日寇給北平百姓帶來的生命威脅和生活困苦，同時真切反映了愛國青年對侵略者獸行的憤恨。200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王金昌整理的五卷本《北平日記》。

　　王金昌說，如果我收藏的這些革命文物，能為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畫面補遺于萬一，為那些犧牲的烈士作為遲來的祭祀，為下一代提供直觀鮮活的革命史教材，就是我最大的安慰了。（記者劉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