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議會議員克萊爾·戴利接受《環球時報》專訪：那股對中國的敵意是精心策劃的

　　2021年，中歐關系籠罩在揮之不去的陰影下。歐盟追隨美國制裁中國官員和實體、歐洲議會凍結有關批準中歐投資協定的討論、歐洲議會通過所謂“歐盟—臺灣政治關系與合作”報告……這一系列事件都讓外界不禁發問：中歐關系是否來到了一個十字路口？“舊的疙瘩”尚未解開，執意以“臺灣”名義設立“代表處”的立陶宛又一再企圖將自己犯下的錯誤與中歐關系綁在一起。在立陶宛的不停鼓噪下，上周召開的歐盟國家外長非正式會議談論起所謂中方的“脅迫”行為。

　　中歐關系經歷低谷的這一年，有一個歐盟機構的“出鏡率”很高——歐洲議會，它被認為是歐洲內部反華情緒的主要來源之一，但這并不意味著該機構不存在對華理性的聲音。愛爾蘭籍歐洲議會議員克萊爾·戴利便是理性的代表之一，她是愛爾蘭“獨立變革者”成員，該組織的宗旨是追求社會平等，反對新自由主義。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的過程中，戴利多次強調，指責中國人權問題的歐洲議會議員很虛偽——他們并非真正關心人權問題，只是想獲得地緣政治利益。

　　歐洲議會議員克萊爾·戴利

　　針對中國的敵意是精心策劃的

　　環球時報：歐洲議會是否已形成一股反華情緒或力量？它們從何而來？

　　戴利：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股針對中國的敵意是精心策劃的。歐洲議會很多議員可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我認為，事實就是如此。

　　歐洲議會中的反華力量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其一，很多美國智庫、美國億萬富翁資助的基金會、北約資助的組織等在歐洲運作，它們發起了一場聯合運動，經常借歐洲議會的議程指責中國。美國將中國視為對其經濟利益和世界霸權地位的威脅，（這也影響了歐盟的對華態度），如同美俄關系惡化給歐盟帶來了壓力，歐洲公司與俄羅斯合作的“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因此成為“犧牲品”。

　　另一方面，歐盟也在試圖強化自身的影響力。于是，當一些智庫、基金會等不斷提供有關所謂“中國侵犯人權”的信息時，很多歐洲議會議員就將該議題放在舞臺中心的位置（試圖彰顯歐盟的影響力）。

　　但實際上，這些指責違背現實。我也不認為這些歐洲議會議員真的關心人權——他們對歐洲的人權問題都不關心，我不明白他們為何要去關心中國的人權問題。況且，中國還是我們最大的貿易伙伴之一。

　　環球時報：您是否因為自己對中國持有的立場而在歐洲議會面臨巨大壓力，甚至頻繁遭攻擊？

　　戴利：我對中國的態度和對任何其他國家的態度沒有區別。我的所有立場出發點是：反對歐盟在與第三國的交往中采取雙重標準。

　　比如，歐洲議會曾討論中國軍費增加的問題。說實話，我并不希望看到中國的國防投入增加，因為我是和平主義者。但是我必須要在歐洲議會上說的是，中國軍費只占美國軍費中很小的一部分，甚至比西歐國家的軍費少。所以我們討論中國的軍費擴張是很虛偽的一件事。

　　我只是堅持用同一個標準看問題，并要求尊重國際法。但很多人因此給我扣上“中國的辯護者”的帽子，他們把我們這樣的人稱為“熊貓擁抱者”。此類說法其實是針對中國的“種族歧視”。在歐盟這樣一個每天討論民主、反種族主義議題的機構內，這種對中國的歧視正變得日益嚴重，甚至越來越被政界和社會所接受。

　　很多歐洲議會議員本來并不反華，但如果有另外一些人經常重復所謂“巨大而邪惡的中國”等論調，它自然而然會滲透進人的意識中，尤其是當媒體也在扮演此類論調的推手的角色時。

　　歐洲議會議員克萊爾·戴利

　　臺灣問題“不是我們的事情”

　　環球時報：一些國家及其政客最近頻繁鼓噪“抵制北京冬奧會”，您對此怎么看？

　　戴利：我認為這非常荒謬。一些歐洲議會議員可能會加入“抵制”的隊伍中，但也有一些議員會無視這種鼓噪，他們想前去中國出席冬奧會。很可惜，這次我沒有時間去中國，而且由于疫情原因，能去的人也不多。

　　我認為，“抵制北京冬奧會”已經被徹底“工具化”，成為針對中國“可接受的種族主義”的一部分。在媒體上經常能看到相關論調，而這在過去是很難見到的，我認為這種現象相當可怕。

　　人權在任何地方都應該得到保護，但卻將中國單獨挑出來說事兒，這主要基于地緣政治原因。這是一種機會主義的做法，實際上也會削弱我們真正保護人權的能力。一個例證是，當許多政客批評中國人權狀況時，卻對發生在自己國家內部和邊境地區侵犯人權的行為視而不見。很多歐洲人可能不知道，有許多試圖來到歐洲的移民和難民絕望地被剝奪權利，有人被關了起來，有人凍死在邊境地區。我相信，中國或許也存在人權問題，但我必須先從自己的院子開始——先關注歐洲侵犯人權的狀況，因為在這里，我更有能力去做些什么來改變現狀。

　　北京冬奧會成為一些人的“抓手”，再次表明種族主義正在歐洲這個絕大部分人都認為是民主、包容、反對種族主義的地方蔓延。

　　環球時報：在過去一年里，多名歐洲議會議員訪問臺灣，立陶宛更在臺灣問題上挑戰北京的底線。您如何看待這些舉動背后的動機？據您所知，這背后是否有臺灣游說團體在推動？

　　戴利：我不清楚這些動作背后是否有來自臺灣的游說團體在推動，但我認為，一些為“臺灣獨立”而游說的機構一直存在并持續活動，盡管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承認一個中國原則。

　　在我看來，有意思的是時機問題：為什么這些議員或者個別國家突然對臺灣這么感興趣了？如果不是他們愚蠢到不可思議的地步，那么就是他們試圖以此方式羞辱中國大陸。這些人根本不是真的關心大陸或臺灣或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權問題，他們是希望借此獲得地緣政治利益。

　　在這個過程中，我認為最虛偽和“雙標”的是，歐洲議會致力于關注臺灣問題的是一個專門應對外國干預歐盟事務的委員會，而他們現在卻在干涉另一個國家的內政。另一個頗為諷刺的例子是，當歐盟成員國之一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人舉行獨立公投時，歐盟稱“這是西班牙自己的事情，和我們無關”。一轉眼，他們卻說遙遠的中國臺灣問題引發了自己“巨大擔憂”。在我看來，臺灣問題應該由中國大陸和臺灣人民決定，這不是我們的事情。

　　環球時報：立陶宛一直尋求歐盟在臺灣問題上同它“站在一起”。您認為，歐盟應該在這件事上采取一致立場去支持立陶宛嗎？

　　戴利：我不認為歐盟應當就此出臺整體性政策。各國與中國的外交關系應建立在雙邊的基礎上。立陶宛人民有權支持或糾正他們政府的對華立場。據我所知，許多立陶宛企業和個人對立政府的所作所為并不滿意，因為立陶宛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往來以及兩國關系受到負面影響。

　　環球時報：歐盟現在似乎把中國視為競爭者、對手，甚至威脅。您認同這樣的定位嗎？

　　戴利：我不認同，但事實是，歐盟對中國的態度趨于此類定位。正如我之前所說，這是兩個因素的產物：美國對中國的敵意被灌輸到歐盟；歐盟自己渴望成為一支“超級力量”。

　　但這樣的“中國定位”其實毫無道理。氣候變化等全球議題只能通過外交方式以及相互合作、彼此支持來解決。與其他國家產生矛盾后，應該在平等的基礎上通過對話來解決。而且，我一點兒都不認為中國是一個“威脅”。

　　世界經濟正前所未有地緊密聯系在一起，這使“新冷戰”不可能真正發生。歐盟與中國的貿易聯系非常密切，在關鍵原材料方面也十分依賴中國。如果歐盟要制定可再生能源政策，那么必須和中國合作。

　　“我的想法和歐洲人民是一樣的”

　　環球時報：我們注意到，您一直在為阿桑奇案發聲。您覺得阿桑奇的遭遇說明了什么？現在歐洲社會對此案的主流看法是什么？

　　戴利：歐洲的輿論情況比美國更糟糕。我們看到不少美國媒體都在質疑起訴阿桑奇，但歐洲主流媒體沒有達成這樣的共識，一些媒體甚至妖魔化阿桑奇，將關注點放在他的性格等與案情毫無關聯的事情上。它們忽略了問題的本質——阿桑奇揭露了美國的戰爭罪行。

　　環球時報：您說自己是“社會主義者”。作為“社會主義者”，您在歐洲的從政之路是否會很艱難、孤獨？歐洲需要社會主義嗎？

　　戴利：我非常反對新自由主義，這種意識形態目前在歐盟和全球很多經濟體中正占據主導地位，它把財富的私有制置于人民利益之上。

　　當我說自己是“社會主義者”時，我的意思是我反對社會不平等，希望能為普通人服務，在保護環境等方面有所作為。其實，歐洲民眾和歐洲議會在很多問題上存在巨大分歧：民眾想要獲得體面的工作機會、不錯的收入和社會保障；民眾想要住房，歐洲如今在該領域面臨巨大的危機；人們不想把血汗錢花在軍費或者與其他國家產生沖突等事件上，他們想要的是國與國之間的合作。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并不孤獨，我的想法和歐洲人民是一樣的，無論他們是否把自己稱為社會主義者。

　　很可惜，歐盟機構現在推行的是一個新自由主義的議程，它有利于大企業、大農場，而不是人民的利益。脫離民眾的是歐洲的各個機構，并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