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失敗70多年的今天，日本國內淡化、否認殖民侵略罪行和人權災難的歷史修正主義甚囂塵上。對于二戰加害國的日本而言，本應該正視和反省侵略歷史，但以右翼政客為代表的歷史修正主義者無視中國等亞洲戰爭受害國的抗議，竭力淡化、否認日軍制造一系列侵犯人權的恐怖大屠殺、強征勞工及性奴役等野蠻暴行，甚至將歷史修正主義訴諸外交政策。這嚴重違背反省日本殖民及侵略歷史的“河野談話”和“村山談話”精神，是公然挑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果實的反動逆流。

　　一、日本發動戰爭侵犯人權，無所不用其極

　　近代以來，日本發動軍國主義戰爭，在侵略和殖民中國及亞洲各國期間，人體實驗、使用化學武器、大屠殺、強迫勞動、性奴隸政策、殺戮無辜、任意逮捕與濫施酷刑等侵犯人權暴行觸目驚心。尤其是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常以所謂“事變”為借口，規避國際戰爭法規，蓄意大規模屠殺中國等亞洲各國軍民，制造了滅絕人性的滔天罪行。

　　第一，日本在侵略戰爭中濫殺無辜、發動慘無人道的恐怖大屠殺。恐怖屠殺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常用的、侵害人權的殘忍手段。1894年11月，日軍侵占旅順后進行了滅絕人性的大屠殺。日軍不分軍人和平民男女老幼，見人就殺。時任日本外相的陸奧宗光承認，“把俘虜綁上屠殺，殺害平民甚至婦女也不例外。這些似乎都是事實”。在這場大屠殺中，中國百姓遇難人數多達6萬，旅順城里僅存活36人。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遭到了世界輿論的譴責。美國有刊物評論稱，日本是披著文明的皮而帶著野蠻筋骨的怪獸。1919年3月，日本軍警屠殺參加反抗殖民統治“三一獨立運動”的朝鮮民眾7000多人。1928年5月3日，日軍侵入山東濟南大肆殺戮多達千余人，制造了“濟南慘案”。1932年9月，日軍在遼寧撫順的平頂山村大肆屠殺3000余名無辜民眾。在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的1937年9月到11月，日軍在山西省天鎮縣、靈丘縣、朔縣、寧武縣和太原市血腥屠殺平民約2.17萬人。類似的恐怖大屠殺慘案貫穿日本侵略戰爭的全過程，是日軍侵犯人權的普遍暴行。

　　“南京大屠殺”“新加坡大屠殺”和“馬尼拉慘案”被稱為二戰日軍屠殺平民三大慘案。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是侵華日軍有預謀、有計劃和有組織實施的，是侵華日軍力求以恐怖大屠殺迫使中國軍民屈服的最典型例證。關于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人數早有定論。1947年3月10日，中國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主犯谷壽夫判定：谷壽夫率部大規模屠殺南京軍民，用機槍集體射殺并焚尸滅跡多達19萬余人。加之經慈善組織收埋15萬余具尸體，被害總人數達到30萬人以上。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是公然違反國際戰爭法規和人道原則，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進行的燒殺淫掠大暴行，包括對南京無差別轟炸、集體屠殺、集體強奸婦女、集體搶掠和縱火焚燒等。從1937年12月1日開始，燒殺淫掠持續了１個多月，其時間之長、規模之大、手段之殘忍，實為古今中外所罕見，亦為人類社會所不齒。

　　日本入侵東南亞制造了多起慘絕人寰的大屠殺。1942年日軍侵占新加坡后，策劃“肅清行動”“檢證大屠殺”，殺害了數以萬計的華人。1945年2月到3月，敗局已定的日軍實施瘋狂大屠殺，制造了“馬尼拉慘案”，一個月內約10萬名菲律賓平民受害喪生。

　　第二，日軍悍然實施野蠻轟炸、虐俘等惡行，造成受害國大量軍民傷亡和財產損失。無差別轟炸是侵華日軍實施恐怖屠殺，以迫使中國軍民屈服的又一典型例證。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侵華日軍公然違反國際戰爭法規和人道原則，在遼寧錦州實施無差別轟炸，開二戰轟炸城市人口密集區之惡例。侵華日軍在1937年挑起“八一三”上海戰事后，以“恐怖威懾”實施無差別轟炸。侵華日軍對上海市的南京路、黃埔灘、龍華、閔行和虹橋等地實施野蠻的狂轟濫炸，導致大量民眾傷亡。隨后，侵華日軍對南京的機關、學校、醫院、商店和民居進行輪番轟炸，就連一些外國駐華官員和僑民也不能幸免。正如澳大利亞人哈羅德·約翰·廷珀利在《侵華日軍暴行錄》中指出，“歷史上，像日軍在侵華戰爭中那樣用飛機大批地炸死平民的例子是極少見的”。從1938年底起，日軍又對重慶、成都、蘭州、西安、昆明等地進行無差別轟炸。僅在1939年，各地總計遭受日軍空襲2600余次，造成民眾死亡2.8萬余人，傷3.1萬余人，房屋被毀13.8萬余間。特別是1941年6月5日，日軍轟炸造成了震驚中外的“重慶大隧道窒息慘案”，導致1200多人喪生。

　　日軍侵占東南亞后，對盟軍戰俘進行了毫無人性的殘酷虐待。1942年3月，菲律賓巴丹半島1.2萬余名美國軍人和6.5萬余名菲律賓軍人被日軍俘虜，在被轉移至120公里外的集中營途中，1.5萬余名戰俘死于非命，這就是震驚世界的“巴丹死亡行軍”虐俘慘案。

　　第三，侵華日軍公然實施恐怖的毒氣戰、細菌戰和活體試驗，導致大量軍民傷亡。毒氣戰早在19世紀末就被國際社會所禁止，但侵華日軍組建毒氣戰實戰部隊，頻繁在中國使用毒氣戰。侵華日軍在其《日中戰爭化學戰例集》中詳細記錄了從1937年7月到1942年11月期間，日軍在中國各地進行的56例毒氣戰戰例。如，1940年2月，日軍向山西翼城縣儀門村發射毒氣彈，致使村民500余人中毒。1942年5月，日軍在河北定縣北疃村對躲入地道的民眾釋放毒氣，導致800多人中毒死亡。

　　同時，侵華日軍悍然進行罪惡的細菌戰和殘忍的活體試驗。美國歷史學者哈里斯在《死亡工廠：美國掩蓋的日本細菌戰犯罪》中指出：“日本在對華占領期間，事實上把滿洲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細菌戰和化學戰的實驗室”。日軍第1855細菌作戰部隊于1938年至1944年間在華北地區進行細菌戰70余次，致使中國軍民染病死亡達數十萬人。日軍慘無人道地用中國平民和戰俘進行毒氣戰試驗及訓練。侵華日軍731部隊在哈爾濱平房本部的實驗室里進行大量的細菌感染、凍傷和壓力試驗等活體試驗。日本戰犯川島清在1949年蘇聯伯力審判中供認，從1941年到戰爭結束，日軍“731部隊每年用于活體實驗的人數為400至600人”。

　　第四，日軍推行罪惡的“慰安婦”制度，強奸和性奴役犯罪極為兇殘。從軍“慰安婦”的設置是二戰時日本政府及其軍隊為完成侵略亞洲的戰爭而推行的一種軍隊性奴隸制度。被誘騙和強迫的“慰安婦”來自中國、朝鮮半島、東南亞、荷蘭等國家和地區。依據相關歷史事實研究，1996年聯合國曾就日軍“慰安婦”問題出臺報告，將“慰安婦”制度認定為性奴隸制度。

　　日本政府和軍部參與了“慰安婦”從征集、管理到“慰安所”運作的全過程。直接推行“慰安婦”制度的是日軍軍部，保存在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的有關檔案可以證明。《陸支密大日記》是記載日本陸軍省和中國派遣部隊之間的機要文書。其中，1938年3月4日第75號《關于軍隊慰安所從業婦募集之件》中顯示：“慰安婦”“募集工作由派遣軍統一領導，選用適當的人負責”。日軍征集“慰安婦”主要途徑是使用暴力強行擄掠侵略當地婦女，或設下各種圈套加以誘騙，淪為日軍性奴隸的婦女超過20萬人。日本侵華戰爭的性暴力犯罪空前殘暴，強征“慰安婦”是日本軍隊有組織的集體犯罪，也是日本的國家犯罪。

　　第五，日軍強擄中國等亞洲各國勞工和奴役戰俘，導致大量人員悲慘傷亡。日本侵略戰爭期間，把戰俘和強擄平民送進礦山、鐵路、軍事工程做苦工，這些人在集中營中遭受虐待而大批死亡。1943年，日軍強迫十幾萬東南亞人和6萬多名盟軍戰俘修建泰緬鐵路，其中，10萬名東南亞勞工和1萬名戰俘因日軍虐待及過度勞累等原因而死亡。1935年至1945年8月，日軍共強征、役使中國勞工總數約1500余萬人，其中高達29%的勞工因惡劣的生活條件、超強度勞動和惡性工傷事故致死。尤其是在煤礦、鐵礦等行業，日本占領當局實行野蠻的以人換煤鐵的“人肉開采”政策，有的用工死亡率高達55%，中國多地發現被殘酷奴役和秘密屠殺而造成的“萬人坑”。

　　日本還押解戰俘及亞洲國家平民到日本國內及占領區從事繁重勞動。1939年至1944年， 擄掠到日本本土、南洋群島等地的朝鮮半島勞工多達656137人。根據日本東條內閣于1942年11月做出的《關于向國內移進華人勞工事項的決定》，僅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就從中國各地擄掠勞工169批，共41758人。這些勞工在日本國內各企業和憲兵警察的統治下受盡折磨和摧殘，許多人被虐待虐殺。“花岡慘案”就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奴役中國人民的典型案例。2003年，日本承認并公開二戰期間奴役中國勞工的《華人勞工事業場所勞動調查報告書》的存檔，記載了38935名中國勞工的姓名（包括6830名死亡勞工），其中描述了當時中國勞工悲慘的勞動狀況。

　　二、日本殖民侵略草菅人命，生靈涂炭觸目驚心

　　生命權是首要的、最根本的人權。若沒有生命權， 其他一切人權均無從談起。日本發動軍國主義侵略戰爭，就是殘害中國及亞洲各國人民生命財產的過程。尤其是，日本侵華戰爭造成了中國人民的巨大傷亡和經濟損失。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1991年10月發表的《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中，對日本侵華戰爭造成的中國軍民傷亡有如下概述：在1937年開始的日本全面侵華戰爭中，2100余萬人被打死打傷，1000余萬人被殘害致死。日本侵華期間，僅東北地區就有不下200萬勞工被折磨致死。華工被迫害致死后，被扔進山溝和亂石坑。已發現的萬人坑就有80多處，埋有勞工尸骨70多萬具。

　　1995年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前，中國軍隊和地方研究機構與政府統計調查部門共同就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造成的損害進行了分析研究，對于原統計數字缺漏項的部分，比照相關書籍進行科學論證計算，得出如下結論：據近年調查研究的不完全統計，在抗日戰爭中，中國軍隊傷亡380余萬人，中國人民犧牲2000余萬人，中國軍民傷亡總數達到3500萬人以上。

　　2005年，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大會上，中國政府再次對當年日本侵華戰爭造成巨大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的基本數據予以鄭重宣布。據不完全統計，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國軍民死傷3500多萬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國直接經濟損失1000多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多億美元。這些基本數據，從整體上揭示了中國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的規模，有力地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罪行。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的2015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組織的“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調研成果公開出版。該調研歷時10年，走訪抗戰當事人、知情人和有關研究人員，記錄證詞證言，并組織查檔小組分赴美俄日等國搜集檔案資料，內容涵蓋了人口傷亡、財產損失、重大慘案、死難者名錄、“慰安婦”、強征勞工等內容，用大量確鑿的檔案資料和具體事實，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華肆意燒殺、奸淫、擄掠、轟炸和制造“無人區”等一系列違反國際準則和人道主義原則，逾越人類文明底線的罪惡行徑。

　　三、日本軍國主義“侵犯人權”的戰爭罪行不容翻案

　　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罪行，違背了起碼的人類良知和國際公法，不僅是對人權和人道主義的踐踏，更是對人類文明的挑戰。歷史事實表明，從明治維新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一直綁在軍國主義戰車之上，頻繁發動慘無人道的對外侵略戰爭。先后占領了中國和東南亞、南亞、大洋洲許多國家的領土，殺害平民、掠奪物資、強征勞工、施放毒氣、蹂躪婦女，不僅奪去了大量各國軍民的生命和尊嚴，更有預謀、有計劃地制造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慘案，所導致的人權災難，給世界文明造成了空前破壞。

　　但在2015年二戰反法西斯勝利70周年之際，日本的歷史修正主義者公然否認殖民及侵略罪行。日本時任首相發表“8·14談話”，將“事變、侵略、戰爭”并列，以所謂“事變”規避日本發動軍國主義侵略戰爭，嚴重違背了日本關于遵守《波茨坦公告》第8條的承諾，表現出否定“村山談話”承認軍國主義侵略罪行的意圖。2013年4月，日本時任首相在國會答辯時稱“侵略的定義在學術界和國際上都還沒有定論”，就寫入“對殖民統治和侵略的反省”的“村山談話”表達了消極的見解。“8·14談話”還妄言“不能讓后代背負持續道歉的宿命”的民族主義煽動性言論，企圖用歷史修正主義淡化、否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罪行。可以說，日本與亞洲及國際社會的歷史觀差異，導致日本缺乏與中韓等各國形成最基本的信任和溝通基礎。

　　2021年9月，日本政府縱容眾多教科書出版社把“隨軍慰安婦”改為“慰安婦”，就是對于強征“隨軍慰安婦”這一反人類罪行的翻案，更是日本歷史修正主義的集中表現。日本政府通過否認強征“慰安婦”的教科書，目的就在于淡化軍國主義侵略罪行的非正義性。中國政府嚴正指出，強征“慰安婦”是日本軍國主義犯下的嚴重反人類罪行，這一歷史事實鐵證如山、不容否認。但日本右翼政客并未收手，在2022年初肆無忌憚地為涉及二戰時期強征朝鮮半島勞工的“佐渡金山”申請世界文化遺產，引發韓國強烈抗議。

　　事實上，戰后的日本一再否認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的罪行，持續踐踏受害國家的人權和尊嚴。每當日本否認侵略罪行都會引起亞洲被害國及民眾的憤慨和警惕，更會加深各國對慘痛歷史的記憶。一致譴責日本的歷史修正主義言行，就是對所有慘遭日本殖民和侵略的各國人民人格尊嚴的有力維護，是對人類生命的尊重、對人權高度重視的集中體現。戰爭罪犯犯下了破壞世界和平、違反人道主義、踐踏基本人權的惡行，決不容許日本從本國狹隘的歷史修正主義出發， 為國際社會公認有罪的軍國主義戰爭罪犯翻案。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但日本右翼政客又利用保守勢力在國會眾議院的多數席位，通過所謂 “涉華人權決議”，公然干涉中國內政。時至今日，日本殖民及侵略所造成的后果還難以完全消除，從軍“慰安婦”和奴役東亞勞工等歷史問題遠未解決，日軍遺留的毒氣彈還不時地威脅著中國人民的生命安全。日本右翼政客們不僅不檢討、反思日本軍國主義侵犯人權的惡行，卻充當起了“人權教師爺”，這是對人類人權價值的極大侮辱。奉勸背負著軍國主義侵略罪行和“人權欠債”的日本政客，還是收起歷史修正主義招牌，深刻反省殖民侵略歷史，認真遵守“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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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耀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