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國民主黨參議員喬·曼欽公開表態，他不會支持拜登政府任何新的氣候支出或增稅計劃。在參議院兩黨平局的格局下，曼欽倒戈對民主黨立法議案的打擊是致命的。外界普遍擔憂，美國能否完成其對國際社會承諾的應對氣候變化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國會批準全球最低企業稅率計劃的前景也出現變數，美國可能再次上演變相撤出自己主導推動的國際協議的一幕。

　　美國是現行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的主導者，曾經在國際和平與安全、金融穩定、開放貿易、全球通信網絡和互聯網、傳染病防治等主要的全球公共產品領域發揮顯著作用。但它并非一直積極供應全球公共產品，而是隨自身實力和國際環境的變化以及對國際合作政策的調整，逐漸改變對全球公共產品的態度。當前，美國面臨經濟復蘇乏力、勞動人口缺乏、發展轉型困難等一系列結構性難題，政治極化和民粹主義盛行，國內社會矛盾突出，美國主導和協調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意愿減弱，不再愿意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對認定的其他國家“搭便車”現象也越來越無法容忍。

　　全球化時代呼喚更多的全球公共產品。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地緣沖突、難民危機、網絡信息安全等各種全球治理問題層出不窮，僅憑任何一國之力都無法解決，國際社會對全球公共產品的需求不斷增長。中美作為兩個大國，不光要服務于本國的國家利益，同時也應為了提升其他國家的利益而努力，發揮對國際關系的引領作用，兩國在提供全球公共產品方面有著特殊的責任。　　

　　然而，面對中國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更強意愿、更大能力和更多行動，美國不斷從戰略競爭的角度加以解讀和防范，有意把中國的國際影響力限制在美國能夠認可和接受的有限范圍內，并把全球治理議題變成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附屬。這使得真正意義上的全球范圍、公共享有的、經濟和安全等產品供應遇阻，出現了以下三方面的突出問題：

　　一是全球公共產品的武器化。全球公共產品的主要特征是消費上的非競爭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但美國日益將自身提供的公共產品武器化，使之具有競爭性、排他性甚至對抗性。例如，美國用在國際儲備貨幣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美元來對付金融戰中的敵對國家，不斷放水、抽水甚至凍結資產，悄然或公然掠奪他國財富。美國以安全之名義，采取行政干預、國內立法、協同盟友等多種手段，試圖主導芯片這一全球戰略資源的供應鏈，完全背棄所謂的自由市場原則。美國在國內大量囤積疫苗，對外推行疫苗外交，通過控制疫苗分配來獲取地緣政治利益。在氣候變化議題上，美國迄今都沒有兌現其關于減排目標、資金支持、技術援助等承諾，反而以氣變為籌碼，樹起綠色貿易壁壘，不斷擠壓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空間。

　　二是全球公共產品的私物化。全球公共產品的本意是指可供國際社會全體成員共同享用的物品，照此定義，美國為盟國提供安全產品如駐軍、軍援等，并非公共產品。盟國“購買”美國的安全服務，美國則“換取”相關國家對霸權的依賴。這種產品具有強烈的排他性和私物化傾向，不能與國際社會共享，甚至損害別國利益。美國在盟友和伙伴群體中尋找合作者和“自己人”，推進疫苗外交、拼湊芯片聯盟、用“友岸外包”來重組供應鏈等，把本該用于國際社會的公共產品，變成謀取本國私利的工具，不能廣泛代表各國的共同意志和平等利益，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產品。

　　三是對其他公共產品的懷疑、排斥和打壓。在全球化時代，國際社會對全球公共產品的需求多種多樣，公共產品的全球集體供給和地區供給也相應增加。可以說，世界已進入一個集體供給全球公共產品的新階段。中國一直以來都在力所能及地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努力踐行大國責任。中方多次強調，歡迎各國搭乘中國發展的“順風車”；中國所提的全球性倡議對美國都開放；中方希望與美方加強協調和合作，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產品。但美方對華心理充滿矛盾，既指責中國“搭便車”，又排斥中國成為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者，為此給中國貼上“不遵守規則”等標簽。前不久，G7峰會提出新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對此，美國企業研究所研究員科里·沙克說：“哪怕只是假裝這個倡議是為鼓勵發展而非對抗中國，我們或許都能走得更遠。”

　　中國始終在推動全球經濟增長、完善全球治理體系、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妥善解決地區和國際熱點問題等方面貢獻中國方案，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國際糧食安全合作倡議等一系列公共產品，并積極與聯合國、二十國集團等相關倡議對接。這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發揮自身負責任作用的過程，也是中國與世界各國增進理解、相互適應的過程，希望美方與中方攜手前行，共同回應國際社會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