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北約30個成員國的代表簽署了芬蘭和瑞典加入該條約的議定書，正式啟動給歐洲安全帶來新挑戰的北約北擴進程。芬蘭與瑞典加入后，北約成員國將達32個，這一數量是其1949年成立時成員國數量（12個）的2.6倍。作為曾經與華約集團對抗的歷史產物，北約的屢屢東擴昭示著陣營對立的冷戰思維從未在美歐戰略界消失。近年來，美國更是有意推動北約“亞太化”以染指亞太事務，域內國家對此必須保持高度警惕。

　　為美國霸權利益服務的北約

　　不管是北約發展的歷史軌跡，還是其未來的戰略走向，都充分顯示出北約是美國維持霸權“工具”的本質。北約從二戰初期成立，到冷戰后一步步東擴，再到如今以“亞太化”為實質的“全球轉型”，每一步實際上都是為美國霸權的利益而服務。

　　二戰結束后，趁歐洲一片蕭條，美國先后通過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確立起了對西歐諸國的政治與經濟領導。1949年4月，以蘇聯社會主義陣營構成的威脅為理由，以所謂“共同防御”為借口，美國又通過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最終確立了對歐洲盟國的軍事領導。北約作為美歐軍事力量一體化組織能夠在二戰結束后順利成立，其根源正是美國對抗蘇聯集團的霸權需求。冷戰期間，北約作為美國軍事力量的“擴音器”，在三次柏林危機、古巴導彈危機等美蘇軍事對抗最激烈的時刻直接扮演了美國對蘇戰略威懾與恐嚇的“幫手”角色，美國從中獲益頗豐。

　　冷戰結束后，北約發展歷經的每個階段、每次轉型毫無疑問都是由美國霸權戰略需求調整所推動的。

　　第一階段是北約發展的“迷茫期”，時間從1990年第11屆北約首腦峰會宣布冷戰結束至1999年科索沃戰爭爆發。冷戰以蘇東社會主義集團的分崩離析結束后，北約由于喪失了共同威脅的“黏合劑”，其存續之爭持續發酵。但令所有人疑惑的是，北約不僅沒有如華約一樣解散，反而是在挺過了10年的“迷茫”后實現了首輪東擴。對此，國際關系學界曾經進行過深入的研究與爭論。自由制度主義、建構主義學者強調北約作為國際組織運行的慣性、西方制度與價值觀的協調是北約得以在冷戰結束初期繼續存在的根源所在，但爭論中最有說服力的觀點來自現實主義學者。現實主義學者認為冷戰結束雖然使美國借助北約對抗蘇聯的需求大幅降低，但其利用北約繼續控制歐洲并鞏固單極霸權的戰略需要卻仍然存在，而這正是北約得以存續的決定性因素。

　　第二階段是從1999年首輪東擴至2022年北約“戰略概念”文件首次將中國框定為北約所謂的“系統性挑戰”。這一階段北約的發展由三條主線構成：其一，是美國趁著俄羅斯的衰落推動北約一步步東擴，將原本屬于蘇聯的勢力范圍“蠶食殆盡”，最終結果是在今年激起了俄羅斯的強烈反擊，致使歐洲面臨俄烏沖突的直接威脅；其二，是由于失去了蘇聯的掣肘，美國開始毫無顧忌地將北約的軍事力量用于歐洲之外的霸權需求。從阿富汗戰爭到伊拉克戰爭，再到利比亞戰爭，北約已經演變成美國霸權的“打手”，完全淪落為美國利益的“家丁”；其三，是美國逐步將北約打造成西方利益的共同體與代言人，北約所承擔的任務也不再僅局限于軍事層面，北約業已成為美國順利“統御”歐洲并大力推廣美西方制度與價值觀的重要工具。需要看到，正是美國的“反恐”戰略需求將北約的戰機引向了歐洲之外的中東、北非，也是美國的“參與—擴展”戰略導致了北約的持續東擴與功能轉型。

　　北約“亞太化”威脅地區安全

　　2017年特朗普政府作出“大國競爭重回國際政治”的戰略判斷。為服務美國開展大國競爭的戰略需要，作為維持美國霸權重要“工具”的北約開啟了以“亞太化”為實質的第三階段轉型。

　　受限于特朗普政府與歐洲盟友的緊張關系，前期北約“亞太化”推進有限。然而，拜登政府高度重視同盟體系在美國霸權戰略中的重要性，美國政府今年2月出臺的所謂《印太戰略報告》更是毫不遮掩地提出積極推動北約與“印太”盟友加強聯系、構筑“印太同盟新體系”的戰略謀劃。受其影響，北約“亞太化”出現了加速推進的勢頭。4月，日韓澳新外長首次獲邀參與北約外長峰會；5月，繼韓國國家情報院作為首個亞洲成員加入北約合作網絡防御卓越中心后，日本也首次與英國簽署軍事協議；6月，北約峰會不僅首次邀請了日韓澳新等亞太國家首腦參會，還在10年更新一次的“戰略概念”文件中首次將中國定義為北約所謂“安全、利益與價值觀”的“系統性挑戰”。至此，美國推動北約將戰略重心轉移至亞太以服務其霸權的險惡用心已昭然若揭。

　　作為北約20多年東擴的直接產物，俄烏沖突給歐洲、給世界帶來的創傷尚在發酵。然而美國已迫不及待地蓄謀一場橫跨歐亞大陸的北約“新東擴”，這一危險圖謀勢必給歐洲、給亞太地區、給全球安全增添新的不確定因素。

　　首先，如果歐洲國家一味配合美國的戰略設想，北約“亞太化”勢必危及歐洲國家的自身利益。2020年以來，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歐洲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中歐利益交融、相互依賴的戰略格局業已成型。保持中美歐三邊關系的健康穩定是最符合三方利益的戰略選擇。倘若歐洲國家只顧配合美國的霸權需求而忽略自身的實際利益，持續放任自身的戰略自主被美國的霸權需求侵蝕，歐洲最終將被迫淪為大國博弈的犧牲品，受損最大的只能是歐洲自身。

　　其次，北約“亞太化”將嚴重沖擊亞太安全格局、損害亞太國家利益。亞太是21世紀全球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亞太地區整體保持和平、安定與繁榮發展的大勢不曾改變。就算是在上世紀美蘇冷戰對抗的最高峰，亞太國家也沒有滑向陣營對立、集團對抗的深坑，現今亞太國家的安全更不需要遠在千里之外的北約“插足”。北約作為美國對蘇開展戰略對抗與遏制的歷史產物，代表的是以集團對抗、陣營對立為標志的冷戰思維，倘若放任北約染指亞太事務，無疑將使亞太安全問題復雜化、亞太安全格局兩極化，并最終危及域內所有國家的利益。

　　最后，北約“亞太化”還將威脅本就脆弱的世界經濟與全球安全格局。在經歷新冠肺炎疫情與俄烏沖突的雙重沖擊后，當前世界經濟與全球安全格局前所未有的脆弱，經濟增長乏力、通貨膨脹蔓延、糧食危機與能源危機愈演愈烈，不確定性不斷上升。美歐如果一味推動北約“亞太化”，挑動亞太地區陣營對立，必將使危如累卵的世界經濟與安全局勢雪上加霜，必將嚴重挫傷大多數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與全球治理的信心，從而使全球化與世界和平進程面臨更大不確定性。

　　一切唯自身霸權需求是圖，完全忽視亞太國家利益，美國將“北約經驗”移植到亞太的險惡用心遭到了域內國家的警惕與批評。印尼《雅加達郵報》評論，美國在亞太地區構筑新同盟體系的嘗試完全忽略了東盟的利益，只會給地區安全帶來新的動蕩。新加坡外長維文表示，“東盟不是軍事組織，更不想找一個超級大國成為我們的‘教父’，我們對亞洲版北約毫無興趣”。

　　亞太應該是和平穩定的高地、合作開發的熱土，不應該是地緣政治的角斗場。北約“亞太化”這一損害本地區和平穩定的行徑注定不會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