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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溪大橋上依然有村民行走。本報記者 莊慶鴻攝
四川巴中山區的清晨，天剛擦黑，小學四年級的李軍昌打著手電，去河對面的學校上早自習。他的近視眼弟弟走得慢，走在后面，看到哥哥鉆過了橋頭的墻洞。然而，等他鉆過墻洞，發現只有他一個人站在大橋上。
橋上已沒有了哥哥的身影。他喊哥哥，無人應答，只有河水聲。
四周漆黑，這個驚慌的9歲孩子開始拿手電筒到處照，他無意往橋下一照，才模糊看到了哥哥李軍昌的衣服。
這一天是2003年10月16日。小名“鳳強仔”的孩子，那年春天剛滿10歲，是四川省巴中市通江縣沙溪鎮沙溪大橋上逝去的第一個生命。
“最牛爛尾橋”
“當時鳳強仔的弟弟馬上跑去喊大人，最先趕到的家長以為是自己家的孩子，扛起來就往醫院跑，到了才發現是鳳強仔。”李軍昌的家人說。
當時沙溪鎮有電話的人家非常少，孩子第二次去喊人，在家的父親李新柱和親戚才趕到醫院。當時，垂危的孩子睜眼看了親人三次。
“小孩就是額頭正中一塊青，頭上有血流下來，沒有大的出血外傷，只是內臟都傷了。十多分鐘后，醫生就說沒得救了。”李家人說。
父母將孩子的遺體放在鄉政府前“討說法”，政府最終給了2000元喪葬費。
除“鳳強仔”外，還有兩名成人從橋上摔下，其中一名叫李新安的死亡。
李新安是在2009年3月騎摩托車過橋的，跟在他后面的摩托車司機眼睜睜看著他剛騎上橋沿，就栽下去了。
“車上捆包的繩子散了，兩袋谷子還落在橋上，人栽到下面只剩一口氣了。當時我們拿一塊門板把他放上去，抬到衛生院后，就搶救不過來了。”目擊事故的當地居民李施龍（化名）說。
李新安家人也把遺體抬到鎮政府去。據當時在場的人回憶說：“當時姓潘的鎮長和姓劉的書記都到了，領導問他們啥子意思，他們就說：沒啥子意思，人是從危橋上摔下去的，看你們政府咋考慮？潘鎮長先說了聲對不起，然后‘反給了一巴掌’說：‘哪個叫你們走那個橋？’”
最后，政府給了李新安家屬5000元喪葬費。
“我反過來說，不是李新安一個人過那個橋，整個鎮的人都要過那座橋。你們當領導的，當初就應該把護欄建好，不然過人過車都不安全。沙溪人民全區集資修的橋，不能過人，這座橋修來做啥子？”李施龍說。
網上有人將沙溪大橋稱為“最牛爛尾橋”。
網民發帖說：“記得當時筆者在讀小學時，就在修建這座大橋，那時以這橋為榮，還特意去橋上留了一張影。它本來應該為沙溪人民的出行帶來莫大的便利；是三個鄉鎮居民通往外界的必經之路；它應該是為了沙溪河發大水時為人民的生命財產更安全而發揮作用。
“現在，危橋還在！施工隊早走了，當年主管施工招標的政府負責人也走了，可是那橋還在，人們對大橋竣工的期盼還在。橋，還是那座危橋！它還默默地跨越在沙溪河上。它正在默默地訴說著一個個飽含無奈和辛酸的故事！”
“現在橋對面的鄉村公路都修好了，唯獨一座‘丑陋’的橋橫在中間，開摩托的人為了節省時間，都是從這個危橋上通過。泣政府來管管！生命誠可貴，在危橋面前卻如此脆弱。”網帖最后說。
國家級貧困縣：老百姓集資“修得”爛尾橋
中國青年報記者到達沙溪河邊，看到這座只剩橋基的“交通要道”。將近200多米長的橋上，平坦的地方只有兩側20多厘米寬的石頭邊沿，沒有護欄，走在上面往旁邊一看，就是落差近30米的沙溪河水。
橋的一頭多年立有一塊石碑，另一頭有一堵墻。墻上有紅顏料涂刷的告示：“沙溪大橋，專家鑒定為‘危橋’，嚴禁人車通行。政府多次封堵都被人為破壞。再次警示，禁止人車通行。”告示落款為“通江縣沙溪鎮人民政府，2008年10月30日”。
但這堵墻上現在已經被打出了一個一人高的破洞。記者在橋邊期間，陸續有不少背著竹簍的老人、半大的孩子、騎摩托車的男人們，鉆過洞口，行走在橋沿上。沒有人看政府的告示。
“我就想問政府幾位領導，你們考慮沒考慮，沙溪鎮包括河對面還有兩個鄉，這些村上，老百姓不過這個橋咋辦？”李施龍說。
中國青年報記者了解到，這座橋已在鎮中心“危橋”了13年。
橋邊一位背竹簍的婦女說：“這橋剛修時，我孩子還在上幼兒班，后來他上學天天要過這個危橋，我不放心，都經常跟著。老百姓也商量要放個渡船拉過去，洪水多又不安全。現在我孩子都20歲了，這大橋還是這樣！”
現任沙溪鎮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副主席的杜福興向中國青年報記者介紹，沙溪大橋是約1992年開始修建，1995年通車，兩年后被鑒定為危橋。
據鎮上居民回憶，橋剛修好時“很長很平很干凈”，橋欄桿自不必說，每天晚上都亮路燈。
杜副主席介紹，1997年通江縣的另一座橋出現垮塌，于是政府就對全鎮近兩年內修建的橋梁進行大檢查。“專家來了一查，發現沙溪大橋一側的橋拱下陷了20多厘米，大車駛過的時候，整個橋都在振動，于是就拆除了欄桿和橋面。”
李新安跌下橋后時，家屬在政府門前問：“你建橋給老百姓造福的，怎么搞成危橋了？誰的責任？”
對這個問題，杜副主席回答中國青年報記者說，他當時還未在任，實在不太清楚。據記者了解，當時沙溪區領導是區委書記何光睩、區長姜顯貴。
更“神奇”的是，修這座“危橋”花的是群眾集資的錢。
該橋由政府出資和6個鄉的群眾集資修建。六鄉分別是當時的沙溪鄉、文勝鄉、板凳鄉、鹽井鄉、梁鳳埡鄉、勝利鄉，共計4萬群眾。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人均50元、100元,甚至有捐200元、300元的。而農村戶口的，20元、30元、50元都有，有的白發老人出的是5元。
“人均估計20元，就是共80萬元。”杜副主席說。
至今也是國家級貧困縣下屬的沙溪鎮，目前人均年收入約1200元，農業收入只占四成。而回溯集資當時，老百姓的人均年收入只有幾百元。
老百姓日子都這么緊，為什么還非要修這個橋？
橋的位置解答了一切疑問。一端橋頭正對沙溪小學，附近有鎮上的中學、醫院、法院及政府機構。騎摩托的沙溪鎮人從沙溪大橋上走，馬上就能到對岸，否則必須走三座橋，會繞30分鐘的路。
這也導致了“政府蓋墻百姓拆”的怪事一再發生。政府在橋頭修建了一堵10多厘米厚的鋼筋混凝土墻，之后男人們不惜搭了梯子，從上面翻過來，還是走危橋。幾年前，大量學生要去學校考試，稍遠的橋都被水淹沒，焦急的人們終于合力把墻打穿了。
當地居民介紹，橋這邊的房價每平方米700元、800元，而對岸房價只有500元、600元。“這個橋要是弄好了，就不存在這些問題。橋通了能給沙溪人民帶來好多發展。”
“沙溪的老百姓都想修這個橋啊，如果修起來，老百姓集資都愿意啊！”李施龍說。
重建大橋？政府財政“困難太大了”
難道一鎮三鄉人民的大橋就只能這樣爛尾下去？
杜福興介紹，1998年，沙溪區委曾請重慶的橋梁工程專家到現場勘查，確定這座橋不能恢復了，但是老百姓不大愿意拆。工程專家初步估計，拆橋、重建一座，共要花費700多萬元。
700萬元！這個天文數字橫在現在沙溪鎮政府面前。他們坦言，“困難太大了”。
“我們逐年爭取，前年上級財政下撥了190多萬元，去年到了110萬左右，共300萬元，準備用于重新建設這座橋，現在都保管在通江縣交通局。但是始終不敢動手開工，這個錢也一直不敢動。因為資金缺口太大，不能做了一半又擺個問題在那里。”杜福興說。
沙溪鎮曾是紅四方面軍的總后勤根據地，留有紅軍烈士陵園。三年前，國家撥款修建了平坦的山區公路。“我們也曾經想把這座橋納入規劃，但是它的資金要求太大，我們爭取幾次，都沒辦法納入進去。”
而且現在指望老百姓再次集資，也成了“不可能”。
“我們這個地方原本就比較窮，過去是沙溪區六個鄉集資，一人20元也能有80萬。2005年，撤區并鄉后只有一個鎮，鎮上只有兩萬人，去年開人代會要求集資，老百姓通不過。”杜福興說。
“其實上面政府也很重視這個事情”。杜副主席介紹，為了方便老百姓過河，在上游一個叫二郎廟的地方修建了一座鋼筋水泥橋，由于那里河水較淺，修建花費100萬元，遠小于沙溪大橋的花費。
那么可不可以就此拆掉危橋，不再建？
“那不修又不行啊！”杜副主席說，“因為過往的人很多，沙溪鎮有7000多人在河對岸、上游勝利鄉和并入的梁鳳有接近1萬人，4個鄉鎮約有1．7萬人需要過河。”
老百姓把100萬元修的那座橋叫做“漫水橋”。因為如果進入汛期，山洪暴發，水位上漲幾十米，那座橋就會被淹沒，無法通行。
“要是連續六七天水不退，那老百姓要去醫院、要上學，就一定得走現在的危橋。低水位的橋只能滿足臨時的通行，真正解決問題還是要修這個大橋。”杜副主席說。
他說：“我們這里，在整個四川省來講還是比較困難的，一年本鎮、上級配備的財政收入，共計4000多萬元，但花費要幾億元，只有虧空沒有盈余。”
他介紹，鎮上有1．7萬農業人口、3000個非農人口，但公務員僅有18人。“即使加上農業服務站、水利服務站等事業單位人員，也才40多人，效益工資也還沒到位，工資相當低。”
“有事故，是老百姓自愿要過的”
杜福興坦承這座橋上“摔死過好幾個人”。
“也不攔著嗎？”
“攔了，攔不住啊。”杜福興提到在橋頭設混凝土墻警示阻攔，“但是老百姓不管那么多，拿鉆子打穿了一個洞。再封上，他又要打！”
中國青年報記者問：“那政府就沒有辦法了嗎？”
“沒辦法咯。老百姓有通理的，有不通理的。”杜福興無奈地笑了笑。
他介紹，遇到山洪、下暴雨的時候，政府還會出動安全保衛的人員去把守橋兩邊，防止群眾過橋。
“這樣在兩頭看著，能防止得住嗎？”記者問。
杜副主席承認“很難看得住，就是要過啊，沒辦法啊”，“但是也要看啊。因為老百姓沒有別的路可以走，船也沒辦法放”。
“有人掉下來那怎么辦？”
“掉下來，那政府買單啊。”杜副主席說。
“既然實際上人們一直在通行，能不能考慮先修上護欄？”
“還是不能修護欄。因為專家核實這個橋是危橋，不知道什么時候就會塌，按理說是不能通行的。設了護欄，就等于政府變相允許老百姓可以過這個橋了，那樣又怕發生不安全的事故。”杜副主席說。
“現在不就已經造成事故了嗎？”中國青年報記者問。
“有事故，那是老百姓自愿，自覺自愿要過的。如果政府圍了護欄，允許群眾大量通行，出了問題，我們擔不起這個責任，不好交待。比如那位騎摩托車出事的村民，其實他完全可以繞路從漫水橋上過，原因不在我們，在他自己愿意圖方便走危橋。所以我們政府只給了他家5000元安葬費。”杜副主席說。 （記者 莊慶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