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諾貝爾遺愿背道而馳的和平獎

　　2010年10月8日，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把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因犯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被中國司法機關判處徒刑的罪犯劉曉波。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指出，諾委會把和平獎授予這樣一個人，完全違背了該獎項的宗旨，也是對和平獎的褻瀆。挪威作家赫弗梅爾認為諾貝爾和平獎初衷被政客歪曲。西班牙《起義報》對此反問道：在任何國家都存在的反對派與和平又有什么關系呢？這種公然挑戰中國司法權威和國人感情的做法，使人不得不對如今諾貝爾和平獎的出發點、嚴肅性、公信力產生懷疑：如今的和平獎還是不是我們記憶或想象中的和平獎？其屢屢做出“意外”之舉的背后隱藏著怎樣的動機與目標？

　　質疑不斷的和平獎

　　1896年12月10日，一生大部分時間忍受著疾病折磨的諾貝爾在意大利桑利瑪去世，終年63歲。這位獲得355項專利權的瑞典化學家、發明家在離開人世前一年的11月27日，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立下遺囑：用他留下的財產投資所得利息，分設物理、化學、生理學或醫學、文學及和平等獎項，分配給那些在前一年里曾賦予人類最大利益的人。1901年12月10日，即諾貝爾逝世5周年的紀念日，頒發了首次諾貝爾獎。

　　根據諾貝爾的遺愿，和平獎應頒給“為促進民族和睦，增進各國友誼，推動裁軍以及為召開和宣傳和平會議而努力的人”。和平獎評選和頒發由“挪威諾貝爾委員會”負責，共有5名成員，任期6年，由挪威議會選舉產生。該獎自首次頒發以來，先后有98名個人和20個組織獲獎。

　　當諾貝爾創立和平獎時，為了減少這個可能會引起爭議的獎項受到政治團體的影響，特意把這個獎項放在當時為瑞典一部分但遠離瑞典政治中心的挪威奧斯陸。在漫長的100多年里，許多獲獎者受到了國際社會包括中國老百姓在內的廣泛尊重。但是，諾貝爾本人可能沒有想到他的苦心設計仍然無法阻止一些人把這個促進人類和平的獎項作為一種政治工具來操弄。隨著上世紀70年代國際形勢的演變，特別是冷戰期間，和平獎逐漸顯露出日益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悄然變成西方國家對不符合他們標準的政權進行和平演變的工具。從薩哈羅夫到瓦文薩再到戈爾巴喬夫，和平獎獲獎名單的變化，折射出的卻是蘇東劇變、前蘇聯解體和冷戰以西方獲勝而告終。諾貝爾先生維護和平與民族團結的真誠愿望被一些人異化了，遂讓人們對和平獎的真諦產生了懷疑。

　　冷戰結束后，和平獎進一步發展成西方國家高揚“人權至上”的旗幟，在全球范圍內推廣其價值觀和發展模式的利器。值得玩味的是，在最近10多年的獲獎者中，竟然有一半是昂山素季、伊朗維權女律師艾巴迪這樣的“人權斗士”，再難見到頒獎初期那些真正為和平和裁軍奔走的身影。和平獎離創立人諾貝爾的初衷漸行漸遠。達賴1989年獲獎，而今天諾委會又選擇劉曉波，也就不足為奇了。

　　常常因諾貝爾和平獎獲獎人選備受爭議的挪威諾貝爾委員會迄今已有109年的歷史。近年來，挪威學界對諾貝爾委員會組成的合理性、執行諾貝爾遺囑的忠實性以及實際獨立性不斷提出質疑。主要有三：一是以黨派為基礎分配組成人員名額是否符合諾貝爾的初衷。根據諾貝爾的遺囑，諾貝爾委員會由5名挪威人組成，須經挪威議會選舉任命。現有的5名有表決權的委員都是挪威政壇老手。從所屬黨派看，主席亞格蘭來自工黨，副主席菲弗曾擔任保守黨主席，委員倫貝克來自基民黨，瓦勒來自社會主義左翼黨，于特霍恩現為進步黨議會黨團高級顧問。工黨、保守黨、基民黨、社會主義左翼黨和進步黨正好是挪威議會中擁有議席前5位的大黨。奧斯陸和平研究所所長哈普維肯近年來不斷對挪威議會把諾貝爾委員會委員名額按黨派“派發”給資深政客這種做法提出質疑。他說，諾貝爾在遺囑中要求挪威議會選舉5位挪威人擔任諾貝爾委員會委員，負責諾貝爾和平獎的評選和頒發，但并沒有說按各黨議會黨團力量“派發”給資深政客，作為對他們的一種“獎勵”。二是諾貝爾委員會評獎是否忠實執行了諾貝爾的遺囑。關于和平獎的頒發對象，諾貝爾在遺囑中已有明確表示。挪威律師赫弗梅爾仔細研究了諾貝爾遺囑和100多年來的和平獎獲得者，得出了自己的結論：和平獎的評獎過程已經背離了諾貝爾遺囑。赫弗梅爾在其新書《諾貝爾和平獎》中指出，自1946年以來，和平獎一多半都無視諾貝爾的初衷。他說，諾貝爾委員會的錯誤不在于適應現代社會，而在于他們沒有找到自己的出發點在哪里，他們應該繼承的是諾貝爾的和平理念，而不是由著自己的性子行事。他還說，現在諾貝爾委員會根據自己的政治需要，擴大“和平”的適用范圍，而諾貝爾的原意是為了鼓勵削減或廢除軍備。2010年和平獎授予劉曉波之后，赫弗梅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重申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并認為把和平獎授予劉曉波是不合適的。劉曉波根本不是諾貝爾遺囑中所說的“和平戰士”。三是諾貝爾委員會在實際運作中是否具有真正獨立性。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和官方一直聲稱，諾貝爾委員會獨立于政府和議會，政府和議會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干預其運作，即使施加壓力，諾貝爾委員會也會自行作出決定。然而，一直以來對諾貝爾委員會獨立性的質疑之聲不絕于耳。主席亞格蘭不僅擔任過挪威外交大臣、首相和議長，還擔任歐洲委員會秘書長。鑒于亞格蘭同時擔任歐洲委員會秘書長有損其獨立性，挪威進步黨主席延森說，亞格蘭應當辭去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一職。保守黨領袖索爾貝格也批評亞格蘭身兼二職。菲弗曾擔任挪威內閣貿易、海運和歐洲事務大臣。倫貝克曾擔任挪威議員和內閣大臣。瓦勒曾擔任挪威議會下院議長。于特霍恩曾擔任議員以及選舉法特別委員會委員。赫弗梅爾說，這些政客不管屬于哪個政黨，他們都主張在軍事上依靠北約，外交上和美國步調一致。他們長期活躍于挪威政壇，思想理念和價值觀都屬于一個體系，因此在和平獎的評選中絕無“獨立”可能性。這也解釋了和平獎評選在冷戰期間以及冷戰結束后經常隨美國全球戰略亦步亦趨的根本原因。

　　蘇聯解體的一只黑手

　　上世紀70至90年代，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和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兩大陣營冷戰正酣時期，諾貝爾和平獎成為西方宣揚價值觀、對蘇聯等有關國家施壓的重要工具，多次頒給西方眼里反對蘇聯的“民主、人權斗士”。35年前的1975年10月9日，這一獎項授予以反對自己國家著稱的蘇聯的薩哈羅夫，20年前的1990年10月15日，又授予一手將自己的國家推向解體的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

　　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先是用15年走完了從褒獎蘇聯持不同政見者到褒獎蘇共中央總書記這段路，然后游遍世界各地，又回到支持一些贊成西方民主和價值觀念國家的“民主、人權斗士”這個原點上。這種看上去迂回曲折的行為方式實際上反映了某種勢力在遵循一個堅定的方針。從獎勵薩哈羅夫到獎勵戈爾巴喬夫表明，并不是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成員為人處世的態度變了，而是國際政治發生了重大變化。蘇聯從冷戰中的競爭者和敵人變成了西方建設性的和肯讓步的伙伴，并且溫順地撤離了東歐。戈爾巴喬夫恰恰正是這種退縮的倡導者，于是他自然就成為了最合適的人選。

　　冷戰時期的案例充分證明，諾貝爾和平獎已被完全“意識形態化”，是美歐國家的一張“政治牌”；它已與“和平”毫無關系甚至背道而馳，是打著和平旗號公然搞顛覆破壞，其目標就是給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制造輿論壓力、思想分裂和社會動蕩，配合美蘇冷戰對抗的大戰略。事實也再次證明，直到今天，這樣的偏好并未隨著蘇聯的解體、冷戰的結束而消融。

　　淪為西化、分化中國的政治工具

　　迄今諾貝爾和平獎授予過兩個中國人，一個是達賴，另一個是劉曉波。前者是中國民族分裂主義的代表人物，后者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并抵制中國現行法律的人。1989年3月，達賴集團在拉薩制造嚴重的流血騷亂事件；6月，在西方某些勢力的唆使、支持下，北京發生政治風波，隨后西方國家對中國采取了政治孤立、經濟封鎖等一系列打壓手段；10月，諾貝爾和平獎很“適時”地落到了達賴頭上。當時的挪威諾貝爾協會會長毫不隱晦地說，“選中達賴喇嘛既是為了影響中國的局勢，也是為了承認中國學生從事民主運動的努力。達賴獲獎人權問題不是新因素，政治則起了作用”。諾貝爾委員會會長也宣稱“表彰達賴喇嘛是對北京政府的一種懲罰”。很顯然，達賴獲獎是對達賴的政治“犒賞”，是西方勢力全面打壓、分裂中國的總盤子的一部分。

　　諾貝爾委員會今年決定把和平獎授予劉曉波，宣稱的一個重要理由是，他長久以來用非暴力形式在中國為基本人權作抗爭，并表示一直相信，人權與和平有密切的關系。近些年來，劉曉波炮制了一系列文章和言論，一方面以造謠、誹謗等方式否定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另一方面通過自己組織或者勸誘他人組織簽名并公開在互聯網上宣傳煽動他人加入其中，共同改變現有政治，推翻現有政權。所謂劉曉波的“人權抗爭”——試圖推翻現有政權和制度，實行西式民主和制度，公然違背了中國的憲法和法律——既是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確鑿罪證，也是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重要原因。除達賴、劉曉波之外，熱比婭、胡佳、魏京生等都進入過諾貝爾獎的候選人名單，不難發現，選擇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再度反映了西方干預中國政治進程的強烈企圖，是西方有預謀、有組織、一直以來精心策劃的事件，是長期以來西方對我實施西化、分化政治圖謀的繼續。

　　挪威諾委會在授獎給劉曉波的同時，還指責中國限制言論自由。事實上，“言論自由”在任何國家都是有限度的。比如，德國刑法第90條b規定了針對憲法機構實施敵對憲法的詆毀犯罪；意大利刑法第342條規定了侮辱政治、行政或者司法機構犯罪；新加坡刑法第505條規定了煽動實施反政府或者反公共安定秩序的犯罪等。在西方國家以煽動治罪的案件也時有發生。美國在上個世紀就先后審理了申克郵寄反征兵傳單，煽動軍人反抗服役案；艾布拉姆斯印制、張貼反對美國出兵的傳單，呼吁軍火業工人進行總罷工案等。在美國發表威脅他人乃至國家領導人的言論也會涉嫌犯罪。美國的言論自由同樣是以維護其現存制度和社會穩定為前提的。挪威諾委會之所以把獎頒給劉曉波，顯然不是要倡導“絕對言論自由”和“違反本國憲法和法律”，而是要肯定劉曉波攻擊中國執政黨、國家政權和社會制度的言行，背后的目的還是要散播西方價值、推銷西式民主。

　　諾貝爾和平獎的反復非難，實際反映出西方對中國崛起的極度恐懼。近年來，我國綜合國力快速上升，經濟強勁增長，社會大局穩定，而美歐普遍復蘇乏力，對社會主義中國日漸強盛心態失衡。西方不愿意看到中國這樣一個強大且在許多方面非常成功的國家擁有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從西方借北京奧運會和拉薩“3·14”事件到烏魯木齊“7·5”事件，從谷歌發難，一直到最近的釣魚島事件，在“改造”中國未果、種種施壓無效的情況下，美國等西方國家再次拾起諾貝爾和平獎這個政治工具。把諾貝爾和平獎獎給劉曉波，險惡用心就是給仇視社會主義制度的勢力撐腰打氣，依靠這些人給中國繼續制造麻煩，里應外合，發起新一輪反華浪潮。評定及操縱這個獎項的人，就是想把和平獎作為一個突破口，希望中國社會因政治分歧陷入無窮無盡的紛爭，從而最終實現整垮中國的目的。

　　事實雄辯地證明，西方反華勢力的這種企圖是徒勞無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經得起時間和實踐檢驗的正確道路，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我們只能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路，否則就將失去自我，淪為別人的附庸。諾貝爾和平獎利用劉曉波向中國發難一事，折射出新時期中國反西化、反分化形勢依然嚴峻，需要我們睜大眼睛，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前進路上聽到一些雜音、遇到一些阻礙是難以避免的，只要我們認清方向，排除干擾，平和淡定，團結一致，就一定能在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中把穩舵盤、進退有據，把中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并攜手世界各國共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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