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癥患者赴美“當小白鼠”的背后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王思婧

　　本文首發于2016年8月18日總第769期《中國新聞周刊》

　　三年前，骨科醫生李明磊感到左胸疼痛越來越重，他決定去做一次CT檢查。在發現肺部有一個4公分左右的結節以后，他給自己確診了——癌。

　　就在上周末，李明磊在美國波士頓的查爾斯河邊跑完了5公里，而兩年前，他是被妻子用輪椅推下飛機的。在被診斷為肺癌IV期以后，北京的醫生告訴他，他的生命也許只剩下半年時間了。

　　如今，李明磊定期來哈佛大學附屬的麻省總醫院治療癌癥。他病情的好轉也許并不能被稱為醫學奇跡，而只是赴美國治療癌癥的眾多患者中普通的一個案例。當然，他也是足夠幸運的——EGFR19基因突變，讓他進入了第三代靶向藥的臨床試驗，在試驗開始的兩周以后，轉機就出現了。

　　位于北京的出國看病服務機構盛諾一家的市場調查結果顯示，中國每年赴美就醫的患者約有3000人，其中70%為腫瘤患者。在現有藥物有效的情況下，參加臨床試驗并非病人的首選。然而，一旦患者對抗腫瘤藥物產生抗藥性，美國的新藥臨床試驗很可能成為他們的最后一搏。

　　在美國著名的MD安德森癌癥中心，每天有數百項臨床試驗在同時進行，超過90%的腫瘤患者會主動向醫生詢問：“我是否可以參加新藥的臨床試驗？”如今，這里也不乏從中國轉診來求治的晚期腫瘤患者。

　　67%的治療方案被改變

　　38歲的李明磊在北京一家知名三甲醫院就診時，這里的醫生告訴他，他屬于“肺癌IV期，只能保守治療，沒有機會手術”。他知道，醫生給出的分期，意味著他患的是有遠處轉移的晚期肺癌。這讓他陷入了絕望。在接下來兩個療程的化療中，李明磊的身體被化療藥物攻擊得虛弱不堪，最終他已經無法自行翻身。

　　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報告指出，肺癌是世界最常見的惡性腫瘤，占癌癥死亡人數的19.4%。由于控煙不力等原因，肺癌也是中國惡性腫瘤死亡的首要原因。預計到2025年，中國的肺癌患者數量將達到100萬，成為世界上肺癌人數最多的國家。

　　雖然肺癌在中國的5年存活率為16.1%，與美國的17%十分接近，但就癌癥治療的總體水平而言，中國癌癥發病率接近世界水平，而死亡率卻高于世界水平。數據顯示，美國癌癥患者5年存活率在60%至70%，而中國癌癥患者的5年存活率僅在30%左右。

　　活檢和基因檢測為李明磊找到了患癌的精確病因——EGFR19基因突變。他說：“在國內，這種情況幾乎沒治。但在美國，當時已經有了針對EGFR19基因突變的第二代特效藥阿法替尼，第三代藥物AZD9291的臨床試驗也已經進行到了第Ⅲ期。”于是，他決定去美國去“碰碰運氣”。

　　在經過一系列非常專業的病歷資料準備以后，李明磊選定在全美綜合醫院名列前茅的麻省總醫院就診。按照預約時間赴美以后，到達波士頓的第二天他就前往醫院去見醫生。美國醫生一邊叫他“李醫生”，一邊起身與他握手。腫瘤科專家還為他約了一位胸外科醫生，共同討論治療方案。

　　與國內醫生的意見不同，美國醫生告訴李明磊，在靶向藥物治療見效后，剩下的原發病灶可以再行手術治療。

　　盛諾一家創始人兼董事長蔡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在去美國就醫后，有67%的中國患者的治療方案被改變。原因之一是，美國的臨床醫學正在向“精準醫療”的方向發展，一個患者往往由多個學科的醫生共同診治，在這種理念下他們相信，“沒有任何兩個肺癌病人的治療方案是相同的”。

　　治療方案被改變的另一個原因則在于藥品的差異。“大量的癌癥患者到美國選擇了新的治療方案，因為我們最新的藥品是美國2011年上市的，美國2012年、2013年…… 一直到2016年的藥，我們都沒有。”

　　蔡強舉例說，他們介紹過一個皮膚癌患者去美國看病，結果，美國的醫生發現，中國用的藥是美國30年前的。

　　實際上，中國醫生基于國內上市的藥品而給患者制定的治療方案并沒有錯誤，只是藥物不夠先進。在新藥研發落后的情況下，中國醫生難為無米之炊。一位患者在美國取得了滿意的治療效果后這樣說：“這就好像美國都在用iPhone6了，我們還在用iPhone3。當然，這只是一個不夠恰當的比喻，在手機方面，中國人是完全不甘落伍的。”

　　皮膚黑色素瘤患者張天銀在北京一家三甲醫院治療，他的主治醫生李陶建議，可以考慮去美國參加臨床試驗。剛剛參加完全美腫瘤學年會的李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當時我們知道，美國已經有了專門針對黑色素瘤的新藥，正在做Ⅲ期臨床試驗，而且Ⅰ期、Ⅱ期試驗的結果顯示，療效非常好。但是，中國還沒有這方面的藥物和臨床試驗，對于有條件出國就醫的患者，我會建議他們去國外選擇最新的藥物治療。”

　　幸運的是，張天銀符合臨床試驗的入組條件，進入試驗組后，他一直接受治療，如今已有六七年，他對效果很滿意。現在，他不覺得自己是在接受試驗，而把這個過程當成一個完整的治療方案。

　　審批積壓1.7萬件

　　中國新藥研發的落后已是不爭的事實。根據美國臨床試驗注冊中心的數據，截至2015年10月，全球共有201149項臨床試驗登記注冊，其中有48.53%在美國進行，在中國開展的藥物臨床試驗僅占 9.75%。

　　以抗肺癌藥為例，美國已經開始了第IV代靶向藥物的臨床試驗，而中國還停留在第I代靶向藥上。這意味著，一旦患者產生抗藥性，在中國治療的患者將沒有其他藥品可供選擇。

　　中國新藥審批的第一步是批準開展臨床試驗。2007年發布的《藥品注冊管理辦法》對每個審批環節都做了時間限定，其中，新藥臨床試驗審批的時間不得超過90天，但實際上，來自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以下簡稱食藥監局）的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1.1類新藥、3.1類新藥及6類新藥申報臨床試驗的平均審評時間為14個月、28個月和28個月。

　　而在美國，申報者向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以下簡稱FDA）提出新藥臨床試驗申請后，如果30天內沒有收到FDA作出暫停臨床研究的決定，便意味著通過審批。

　　相對于美國“寬進嚴出”的審批制度，中國剛好相反。申報者必須經過國家和省級藥監管理部門的兩級審批，獲得批件后，才可以進行臨床試驗。

　　中國臨床試驗對申請者的藥學研究資料要求更為詳細，所有材料要在Ⅰ期臨床試驗前提交，且在4個月內一次性補齊所有材料。但事實上，對于新藥的臨床試驗而言，許多研究數據難以在Ⅰ期臨床前提交。在美國，這些資料都可以隨著研究計劃的開展而逐步提交。

　　為了提高FDA的工作效率和藥品審評審批質量，美國早在1992年頒布的《處方藥申報者付費法案》中便要求：新藥申報者可以向FDA交納一定的申請費、處方藥生產場地年費等，并要求FDA必須在限定的時間內，完成審評、審批工作。這項收入可以讓FDA聘請更多不同領域的專家和審評人員、更新信息技術設施，極大地縮短審批時間。

　　擁有9300多名雇員的FDA，是美國聯邦政府雇員最多的政府部門之一。但區別于美國的半商業化模式。公開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食藥監局機關行政編制為345人，其中稽查專員僅有10人。雖然食藥監局在受理藥品注冊申請時收取一定的費用，但這些費用全部上繳國庫，并不能用于優化審評資源。

　　食藥監局發布的《2015年度藥品審評報告》顯示，雖然約120名藥審中心工作人員，完成了2015年9601件審評任務，但仍然有1.7萬件積壓。

　　在人力不足的情況下，中國市場上的新藥、疫苗、醫療器械等都落后于歐美。譬如，第一支預防宮頸癌的HPV疫苗早在2006年就被FDA批準上市并進入很多國家的市場，但由于該疫苗遲遲不能在中國獲批，有不少中國女性選擇出境在私立診所接種。直至今年7月18日，首支HPV疫苗才獲批在中國上市，而這一審批過程經歷了近10年時間。

　　為了加速一些用于治療危重疾病的藥品審評，FDA設立了快速通道、優先審評、加速審批、突破性療法等4條特別審批通道。蔡強介紹說，這些特殊渠道“審批的速度要比常規快很多，有時候只需要三個月”。

　　2012年，美國第5次修訂《處方藥申報者付費法案》，強調改進FDA的快速審批通道，包括培訓此類藥物的審查人員，并且提出要優先審查孤兒藥。第三代靶向藥AZD9291得以在2015年11月上市，便是有賴于快速審批通道。

　　中美臨床試驗差別大

　　2014年11月6日，李明磊服用了第一片二代靶向藥阿法替尼，這種藥當時已經在美國上市一年，而國內還沒有引進。李明磊清楚地記得，在服藥5周后，PET-CT顯示，脊柱和肋骨上的轉移病灶就消失了，肺部原發病灶也縮小了60%。

　　但不到一年，醫生就發現李明磊對阿法替尼產生了抗藥性，穿刺檢查顯示，他出現了耐藥基因突變。但這剛好符合了AZD9291臨床試驗的入組標準，當時試驗已經進行到第Ⅲ期。

　　李明磊從申請參加試驗到正式入組，僅用了一個月時間。申請前，醫生向他充分告知了藥物的風險及可能產生的副作用，他毫不猶豫地簽署了授權同意書。

　　這份授權同意書，還需要經過第三方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

　　在中國，倫理委員會依附于醫院，審查也流于形式。北京經緯傳奇醫藥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蔡緒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有時，醫生會特別強調免費用藥，卻不充分告知用藥風險。”

　　作為這間第三方稽查公司的總監，蔡緒柳發現，有的醫院會將患者集中在一起，由一個醫生給幾十個患者講述試驗的風險與利益，再讓患者決定是否在授權同意書上簽字。“這樣做可能會讓患者之間互相影響。”

　　在美國，臨床試驗用藥雖然是免費的，但患者的檢查費用會高于平常。因而，參與臨床試驗的患者往往會得到醫生更加細致的問診，醫護人員愿意花更多的時間充分了解患者的依從性、配合度。醫生也會給患者留下緊急情況下的聯系方式，護士會時常給患者打電話，確保及時跟蹤患者的服藥情況、不良反應并協助患者填寫試驗表格等。

　　但是，在中國，主導臨床試驗的大多是有資質的三甲醫院的醫生，他們通常是主任醫師，是整個醫院里最忙的一群人。“其實，只要是研究者能夠充分參與進來的臨床試驗，都會做得很不錯。但基本上，他們很少有時間參與。”蔡緒柳說。

　　由于中國只有400多家可以進行臨床試驗的醫療機構，其中主要是三甲醫院，而藥物研發和銷售都需要依靠醫院，這讓中國的藥企不敢得罪這些醫院和醫生。

　　與藥企在中國的弱勢地位不同，美國的臨床試驗大多由藥企主導。“因為美國任何一個醫生都可以參與到臨床試驗。”王常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他曾經在美國擔任輝瑞公司腫瘤免疫部的研發總監。

　　蔡緒柳說：“中國很多臨床試驗的方案，都是依靠醫藥研發合同外包服務機構（簡稱CRO）和醫院共同設計，有的藥企還不如CRO專業。”一些藥企甚至會在與CRO的合同中注明：必須保證臨床試驗通過。

　　如今，王常玉在成都創辦了華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感到，信任是中美臨床試驗最大的差距。“美國講究信用，申報時唯一的審查就是看你申報的資料中，結論、推論有沒有錯誤，不會去質疑你的試驗程序和結果。”

　　因為在美國，一旦確定試驗方案，十分細微的程序變動都需要主動向FDA報備，哪怕一個病人的輸液時間從1小時變為2小時。但中國醫生后補簽名、后補檢查記錄、甚至后補化驗單的現象并不少見。

　　王常玉甚至聽說，“藥企需要什么樣的數據，醫院就能給你什么樣的數據。”一位業內知情人士透露，一些臨床試驗為了確保藥物有效，會直接修改原始數據。有的醫院會將對照組和實驗組“掉個個兒”；還有研究者會直接修改病人病歷；也有的醫院會在患者參加臨床試驗前，將他的腫瘤大小“量大一點”，最終結果評估的時候再“量小一點”，藥物的療效便因此而“顯現”。

　　這些情況在美國是不可想象的。因為一旦FDA發現臨床試驗數據造假，藥企、研究機構、CRO付出的代價都會非常巨大。“美國基于信用系統，如果臨床結果造假，這家機構在美國肯定是做不下去了，相當于上了一個黑名單。”王常玉說，由于美國的藥企之間存在激烈的競爭，如果發現對手數據造假，藥企常常會主動舉報。“但在中國，舉報對誰都沒有好處，不如一起賺錢。”

　　2013年6月，FDA公布，由百時美施貴寶和輝瑞聯合研發的新藥阿哌沙班，審查過程將被延時3個月。原因是中國一位臨床研究中心管理人員和另一位監察員“更改了原始記錄，掩蓋了違反臨床研究質量管理規范的證據”。這最終導致FDA調查人員對中國36個研究中心的24個數據提出質疑。

　　雖然2015年7月22日，中國食藥監局發布了“史上最嚴數據核查要求”的“722文件”，但相比之下，中國的造假代價仍然不大。當時列出的1622個需要進行自查的受理號，如果不能在一個月內上交自查報告，便要選擇撤回申請。最終，超過80%的申請被撤回。

　　李明磊在服用AZD9291約兩周后，發現自己的呼吸重新順暢起來，骨骼也不再疼痛。“不幸”的是，他僅僅享受了3個月免費的試驗治療，AZD9291就在美國獲批上市了，自此，一個月的藥量大約需花費超過1萬美元。對于自費病人來說，這是一項巨大的經濟負擔。

　　據透露，一般來說，美國藥企在臨床試驗時，對每個病人的投入大約在5萬~10萬美元。而研發一個抗腫瘤類的新藥時間需要10年，花費20億到30億美元。國外藥企的研發費用是每年40億~100億美元，而前十名的國外藥企，平均每年能被批準的藥物是兩三個。

　　一份2015年《國內藥企研發投入排行榜》顯示，市值百億以上的醫藥上市公司中，投入研發支出最多的也只有13億港元。

　　從國家層面上看，美國早在2005 年便投入了791億美元用于醫藥領域的開發與研究，其中政府投入278 億美元，企業投入513 億美元。相比之下，中國政府對臨床研究的資金投入明顯不足，大部分資金來源于藥企、廠商的贊助。2011年，中國政府在生物醫學研究領域投入資金10 億美元，而在臨床研究上的投入僅為2.5 億美元。

　　如今，李明磊已經可以回國工作了，但他需要每隔三個月前往美國復查、開藥。歷史名城波士頓是美國著名的高等教育和醫療保健中心，也成了李明磊的希望之地。他的美國醫生并不擔心他會再次產生抗藥性。他自己也相信，赴美治療雖然花費不菲，但新藥的不斷研發能夠讓他在和癌癥的賽跑中領先一步。

　　臨床試驗往往是癌癥患者為生命而做的最后一搏。在李明磊看來，美國規范、嚴密、細致的藥物試驗過程，不僅讓他看到精準醫學的光明未來；作為一名中國醫生，他還在美國的就醫環境中找到了“做病人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