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都市候鳥開啟“雙城生活”每天6小時往返北京固安

　　出了北京城，沿著106國道和大廣高速南下便可到達固安，如今，固安的大批樓房仍在建設中。得益于毗鄰京南的地理位置，首都二機場興建和地鐵大興線南延的利好消息，固安正成為新的購房熱土。夢想著在北京立足的年輕人，在這里播下“安居”的種子，以期抓住所有在北京扎根的機會。

　　在北京“漂”了8年的李安然選擇開啟“雙城生活”。她的生活半徑被拓寬至近70公里，每天往返北京與固安之間，要花掉6個多小時。在回鄉和留京的兩難中，這似乎成為兩全的辦法，安居的喜悅沖淡了奔波的辛苦。為了讓夢想照進現實，都市中的“李安然們”還要繼續堅持。

　　奔波

　　沒見過小區白天的樣子

　　周一，入秋后的清晨，天色未亮，固安縣城人口密集的小區內，已經有不少窗口透出了燈光。固安二中門口固安專線往北京方向的倒數第二個站點，6點剛過，就有人在那里等候。公交站點旁有四五個煎餅攤推車，攤主正麻利地攤餅、打蛋，為形色匆忙的上班族提供開啟一日生計的餐食。

　　初秋的冷風打在李安然裸露在外的皮膚上，她站在路邊，張望著來車的方向，忍不住又看了看手機上的時間，盤算著再等下去是不是還能趕到單位參加9點半的會議。接連有轎車停靠在她旁邊，司機高聲向她招呼，“15元到天宮院地鐵，上車就走。”她再次向遠處張望后決定上車。

　　上了車，李安然閉上眼睛，想抓緊時間再瞇一會，如果不堵車，40分鐘后她能到天宮院地鐵站。進了地鐵站，把自己塞進人滿為患的車廂將是另一場“硬仗”。

　　前一夜，因為加班，她到家已經是晚上12點，“我幾乎是拖著腿回了家，站著都能睡著。”李安然說，但她還是強忍著困意收拾好第二天的背包、找好要穿的衣服。為了節省早晨的時間，她已經養成了無論多累都要把東西收拾好的習慣。

　　李安然躺在床上放松神經后，才驟然感覺到太陽穴傳來的陣陣刺痛，像是身體向她發起的抗議。時鐘指向凌晨1點，她的睡眠進入倒計時，4個小時20分鐘后，新一天的奔忙又將開始。

　　“剛搬到固安時，我連我們小區白天的樣子都沒見過。”李安然回憶。

　　早上6點多出門，她排隊等固安專線，好不容易才能擠上進站的第二輛公交車，“我卡在人縫里，感覺自己像缺氧的魚一樣，只能把頭探在空隙里呼吸。”李安然說，車上了國道，還要排隊過安全檢查站，等半個多小時是常事。過檢查站時，全車人都被要求下車，交身份證挨個檢查。上下折騰一番后，固安到天宮院地鐵26公里的路程走了1個多小時。上了地鐵，她要輾轉3條線路才能到單位，“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在地鐵上不接電話，因為你把胳膊抬起來，根本就放不下去了。”

　　有時候，遇上極端天氣，路況更糟糕。她早上6點就出門了，可到了10點還沒到單位，“那時候挺絕望的，自己問自己，難道這一兩年都要這么過么？”

　　每天6小時折騰在路上

　　從自己的小窩“遷徙”到單位的工位，單程花費3個多小時是常態，全天通勤耗時占用了李安然一天四分之一的時間。家人和朋友不理解她，媽媽更是心疼她，從老家搬過來和她一起住，照料她的起居，逮著機會就會勸她搬到單位附近租房子住，“她舍不得我這么折騰，擔心我睡不好，太晚了回家路上不安全。但我覺得身體還能支撐。”

　　在日復一日的奔波中，李安然摸索出了節省時間的方法，練就了自己的“生存法則”。她在附近業主建的“打車微信群”里找到了固定的拼車伙伴，“除了車主有事我會坐專線公交外，幾乎都會拼車，能節省不少時間。”

　　到了地鐵站，她一般會看準頭尾車廂的位置，進了車廂也不會貪戀座位，而是要站在靠邊的位置，“一會兒還要換乘，太靠里根本擠不出去。即使有了座位，也免不了要給老人小孩讓座。”

　　她在地鐵上一站就是90多分鐘，安慰自己“在單位要坐一天，站會兒能減肥。”在擁擠的人群里，她戴上耳機，企圖隔絕外界，努力享受難得的“獨處”時間，想想自己一天要處理的工作，看看手機里的推送文章，“盡量把碎片化的時間利用起來，時間過得也快一些。”

　　回家的路程要更辛苦一些，即便是加班，李安然通常會趕在晚上10點前離開單位，“如果趕不上末班地鐵，就得打車回家。”她回憶，有一次，她深夜打車回家，司機得知她每天要往返近70公里上下班吃驚不已，“司機提前就停了表，連說了好幾個‘太不容易了’。”

　　今年3月初，天氣轉暖，李安然踩著清晨的朝陽走出家門，看見小區里精心布置的綠化，帶著露水的鮮花像是在為她一個人綻放，她覺得一切都在好起來。

　　打拼

　　主動加班睡露天廣場

　　李安然說，定居固安后，她通過拼車時認識了不少周邊的業主。像她一樣選擇過“雙城”生活的人不在少數。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北漂”故事，故事里有笑有淚、有苦有甜，他們重提往日苦澀，眉目間已是與生活和解的釋然。

　　“想想剛到北京時，真的挺苦的。”2008年，研三實習期，李安然只身從河北老家到北京打拼，找了一份策劃的工作，月薪剛過2000元。除日常花銷外，幾乎沒有結余，她就借住在親戚開的美容店門臉兒房里，“我睡的是美容床，每天早出晚歸。”害怕影響店里的生意，她走前要把美容床收拾干凈，保證臺面上沒有任何私人物品。

　　美容院日常不休息，節假日客人多起來，更加沒有李安然的容身之所。

　　她回憶，節假日，同事都高高興興地回家團聚，她反倒因為無處可去而格外發愁。她會主動申請加班，下了班就到商場閑逛，“那時候掙得太少，去肯德基、星巴克坐坐都會覺得自己沒有資格。更多的時候，我都是坐在商場免費的休息區里看書。”

　　李安然說，有時候，自己住的門店里來了培訓老師，人多了地方騰不開，親戚會好意邀請她到家里去住，但她清楚親戚家也有不便之處，就謊稱自己去同事家住。其實，她是回公司睡沙發。還有幾次，公司布展做活動需要做場地搭建，她就主動申請到現場監督工人工作。

　　盛夏，蚊蟲滿天，李安然就站在寫字樓的廣場上，盯著工人搭建。次日清晨6點，跳廣場舞的大媽們開始都精神飽滿地出來跳舞了，搭建才完成。“夜里困了，你什么講究都沒有了，躺在廣場上也睡得挺香。”

　　“那時候哪敢想買房，就想著自己能租套房子。”李安然說，轉正一年多后，她和同事在陶然亭租了一間房，月租是每人1000元，后來經歷了室友離開、換工作，她單獨租了一套房子。她希望住在哪都能有家的樣子，“我會花時間清掃公共區域，自己用的區域都要保持干凈整潔。”但她清楚這終究不是自己的家，不能隨心所欲地布置，即使看見特別喜歡的精致物件，考慮到以后搬家的辛苦，最終還是會抑制購買的沖動。

　　為省錢擠6平米小屋

　　李安然拼車的車主孫嫻是河北衡水人，2000年，她離家來到北京，在印刷廠打工時認識了現在的丈夫。結婚后，兩人換了幾次工作，每換一次工作就要換一個住的地方。曾經租過最小的房子是6平米的單間，“屋里就能擺得下一張床，一張小飯桌，煤氣灶都放在過道里，就是湊合著住。”

　　2006年起至今，孫嫻在西紅門附近的印刷廠里工作。她和丈夫在廠子附近租了13平米的房子，加上暖氣、電費、網費，每個月要花550元，“因為要供養孩子，還想存點錢，我們恨不得把一分錢掰成兩半花。”她說，后來，因為西紅門建地鐵，租的房子要拆遷，她又和丈夫搬到了天宮院附近一處10平米的單間里。

　　受限于居住條件，她的孩子自出生起一直由父母代為照顧。孩子到了上幼兒園的年齡，才來了北京。可是后來還是因為住房的問題，他們不得已又把孩子送回老家。談起孩子，孫嫻心里有愧疚，“我們沒有能力，錢不夠花，孩子也跟著受了不少苦。”

　　孫嫻說，老家幾乎沒有就業機會，絕大多數年輕人都在外打拼，在外面混得好的人會帶著孩子到大城市租房、買房??只有極少數年輕人會留在家鄉種田。丈夫的家鄉條件更差一下，每年回家都要經歷一路顛簸路，揚塵滿天，直到今年村里才把公路修好。孫嫻記得，當年她離開家鄉時，媽媽跟她說過一句話，“種地沒有出息，但愿你們誰也別種地。”至今，孫嫻還會用話鼓勵自己，她說，“再難都不會回家了，走出來總有活路。”

　　安家

　　有在北京“扎根”的感覺

　　“在北京這么多年，我心里總有種漂泊感，打從心眼里羨慕在北京有家的人，也想有自己的家。”李安然在北京“漂”了4年后，租房的種種尷尬讓她動了買房的心思。不想依靠家里，在收入水平有所提高、小有積蓄后，她才敢有所行動。

　　由于工作地點在東三環，她最先考慮的是通州和燕郊，但當時燕郊的房市火熱，擁堵的交通和高漲的房價讓她望而卻步。

　　多方考察后，李安然看中了固安一處仍在開發期的小區。她考慮，南邊雖然暫時相對荒涼落后，但是大興南部馬上要修首都第二機場，機場可以帶動交通，以后交通可能會更方便，房子有升值空間，“最關鍵是這里的房價，我可以承受。”而且作為河北人，她可以享受貸款優惠。最終，李安然以7400元每平米的價格貸款買了90平方米的一套小三居。在支付了17萬元首付后，她花光了所有積蓄，還向親戚朋友借了錢。

　　此后，在房子未交付前，她在距離單位2小時車程的通州租房，每個月負擔1500元的房租和2500元的房貸，“我想先辛苦一點，爭取在年底把債還清。”

　　去年年底，李安然搬進了屬于自己的家，家里的裝飾家具全由她個人設計操辦。盡管房子買到距離單位70公里的河北固安，她還是有種在北京“扎根”的感覺，“特別興奮，感覺心里有底了，即使將來什么都沒有了，換工作了，我還有自己的窩，在北京就不會再有那么漂的感覺。”

　　比以前更好地融入北京

　　和單身的李安然不一樣，孫嫻說，她拖家帶口，很早就有了買房的心思，“2008年，我們兩口子手里只有8000元的存款，身邊有同事在固安買房，所以知道固安的房價不高，每平米不到3000元。首付交3萬塊錢。那時候，我也想先借錢交首付。”但是因為家里反對，她沒有買成。

　　2009年，她和丈夫把老人和孩子都接到北京，購房的想法再次被點燃。當時，固安的房價已經漲到了4000元，因為丈夫的工作變動，家里的收入變得不穩定，買房的計劃再次擱淺。

　　又過了4年，孫嫻聽說房價降了，再度去固安看房。最終，她和丈夫看中了一套每平米5200元總共82平方米的兩居室。她說，“當時覺得不買永遠買不成，只觀望不行。”一家人湊了40%的首付，從此，孫嫻兩口子過上一個月還1600元的貸款的生活。在房子裝修期間，他們借住在固安的親戚家，提前過起了“雙城”生活，上班時間比以前多了四五倍。

　　次年，兩人又買了車，家里的開支大了，“我和老公月收入加起來有萬把塊錢，幾乎是月月光，只能辦幾張信用卡來回刷。”同時，為了賺點油錢，孫嫻和老公開始和業主拼車。

　　2014年8月25日，孩子開學的前一天，孫嫻兩口子結束了10多年的租客生活，把孩子和孩子的爺爺奶奶都接了過來，住進了新家。家里的兩居室被隔成3居，雖然住得擠一點，但是一家人都覺得這才是家。孫嫻談起那一刻的滿足感，忍不住笑出來，“自己的家嘛，想怎么折騰就怎么折騰，不像以前租房，在墻上釘個釘子，房東都會不樂意。”

　　工作一日之后，孫嫻看到密集的高樓里有一盞燈是為自己亮著，知道家里的老人已經張羅好飯菜，孩子正等著他們回家，她覺得心里前所未有的踏實，“有房以后，比以前更好地融入了這個城市”。

　　未來

　　過早的擔心沒有意義

　　公開資料顯示，2015年，北京首都第二機場開工建設，計劃于2019年建成，到2040年，旅客吞吐量將達到1億人次。經濟研究專家表示，按照國家的批復，北京新機場到2025年是7200萬客流量和200萬噸貨流量，投資接近800億元。加上未來區域基礎設施建設、市政設施建設、生態環境改變，能夠極大帶動當地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成為京津冀一體化的重要推手。亦有業內人士稱，受新機場輻射的固安、廊坊等京南板塊，正面臨全新的發展機遇。

　　這些利好分析給固安這座小城帶來的變化是房價的持續上升。每到周末，這座小城就會迎來大批北京的看房者。樓盤帶看人員就站在大廣高速固安出口，熱情地湊到京牌車輛附近，遞上手里的名片，以1秒5個字的速度，推銷自家樓盤。

　　售樓處里，銷售人員指著沙盤描述著未來高樓拔起的景象，雖然固安通地鐵的消息還未確認，但早已成為他們口中的必買理由之一。操著東北口音的售樓小哥反復介紹著“環首都經濟圈”、“首都第二國際機場”和“大興線延長線”等內容，拍著胸脯斬釘截鐵地斷言，“固安的房子一天一個價，肯定還要再漲，今天不買，明天后悔。”

　　樓市里的火熱蔓延至互聯網之中，比起售樓人員的激情洋溢，朋友圈里幾乎是一片“哀嚎”。一篇題為《誰此時沒有房子，就永遠孤獨》的文章迅速達到10萬+的閱讀量，作者

　　司徒格子說，“房價就是這個時代最大的故事，超越了友情、愛情與親情，擊敗了文學、音樂和圖畫，成為能敲動整個城市神經的唯一樂器”。

　　李安然看到后無奈地感慨，“房子是困擾人的大問題，也是白領窮人的根源所在。”短期內，她無力在北京購房，還將繼續過著奔波的“雙城”生活。

　　眨眼又是金秋，李安然即將邁入她在北京的第9個年頭，“雙城生活”不是長久之計，眼下的安頓，給了她繼續在北京打拼的喘息之機，也為將來的生活提供了一層保障。談及未來保險、醫療、子女教育等問題，她說，“過早的擔心也沒有意義，我只想過好當下。”(應受訪者要求，李安然、孫嫻均為化名)

　　記者 武紅利 實習記者 韓雪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