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降臨下的病房

　　醫院的同事跟趙燁德開玩笑，只有他科室的病人在被推進手術室時是笑嘻嘻的。那些沒法接受自己與生俱來性別的人們，甚至厭惡身體上的性征，他們把改變的希望寄托在了趙燁德的手術刀上。

　　24年前，趙燁德遇見了第一個想要改變自己性別的年輕人。他心里好奇為什么會有這樣的選擇，更占上風的則是醫術上的困惑。器官重建是整形外科的本源之一，但趙燁德像個孩子一樣，被憑空要求“建起一棟房子”，卻無從下手。

　　當完成1000多例變性手術之后，趙燁德的手法精進，為了滿足性別的翻轉，他可以“構建”出更逼真、更實用的器官。手術臺下，他也看到了人們做出這種選擇背后的隱忍、重壓與改變。

　　謎

　　“消除”可以進行，“重構”卻沒法輕易實現。趙燁德覺得自己像個孩子，被要求“蓋起一棟房子”，卻無從下手。

　　春節假期結束后的第三天，上海411醫院整形外科主任辦公室探頭進來個小伙子。病人們習慣以學位稱呼趙燁德，他也如此喊著：“趙博，我今天能住進來了嗎？”

　　小伙子本是女兒身，剛植上的那排胡茬兒嶄新而烏黑，修養幾個月后他要回來完成余下的手術。趙燁德過來拍拍小伙子的肩膀，好言勸著：“要不明天再過來看看，現在真的沒有床位。”

　　兩人身后的護士長背板上記錄著，這一天有18人入院，都是為變性手術而來，整個科室超過90％的病人也是如此。這景象讓趙燁德應接不暇，是他20多年前未曾料到過的。

　　1992年，趙燁德在北京的一家三甲醫院繼續著自己的博士生學習，跟著導師查房，病床上坐著的患者面孔清秀、留著長發。“我完全沒看出來那是個男孩，也不知道他為什么會這樣。”他對北京青年報記者說。

　　同一年，這家三甲醫院進行了一次探索性的變性手術，并被媒體報道出來。趙燁德負責住院總的工作，最多時每天要收到五六十封內容相同的來信，都是為了改變性別。

　　原來有如此多抱著同樣愿望的人們，趙燁德第一次看到了“跨性別群體”的存在。但就像寄信人的寥寥數言一樣，趙燁德也沒多問什么，他在復印好的統一格式紙上回信，勾選出手術所必需的材料證明，逐一寄發回去。

　　跨性別者們不認可自己與生俱來的性別，他們希望在手術中去除掉原有的性器官，并重建出另一重性別該有的模樣。

　　而整形外科的本源之一就有器官重建的責任，這似乎是一拍即合的事情，但在那年月進行得并不順利。“去除”可以進行，“重建”卻沒法輕易實現。趙燁德能看出很多人帶著遺憾離開了醫院，“我不知道他們后來過得怎么樣。”

　　“為什么這個手術這么難做？”趙燁德覺得自己像個孩子，被要求“蓋起一棟房子”，卻無從下手。直到他得知上海的何清濂教授在尿道和陰莖的重建上早有建樹，并完成了我國第一例女變男的變性手術。趙燁德揣著導師寫好的介紹信去往上海，希望解開心中的困惑。

　　當趙燁德繼續找尋著自己的答案時，90年代生人的瓏瓏（化名）也開始了對自己身體的認知。他早早發現，自己沒法接受男生的這重身份。逐漸隆起的喉結、慢慢冒頭的胡須，這些讓同齡人懵懂好奇的發育只讓瓏瓏覺得厭惡。

　　他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言談處事細膩并溫和，遠離男生的圈子和游戲，每天跟女生玩在一起，玩過家家時，他通常愿意扮演“媽媽”的角色。“小伙伴問我為什么，我也不知道該怎么回答。”

　　瓏瓏覺得父母也看出了端倪，只是他們以假裝“看不見”的方式回避著。在同齡人里被當成“異類”似乎是注定的事，瓏瓏想可能是自己沒活成別人認為該有的模樣，男孩們對他開始有了言語甚至肢體上的攻擊，“他們不知道在我身上發生的事情，可能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把我拉回原本的軌道上。”

　　術

　　手術材料

　　辦公桌上放著的一盒陰莖再造所需的假體，變性手術中很少一部分需要來自外界的“支持”，更多材質來自身體本身。

　　在跨性別人群的網絡社交平臺上，趙燁德被稱為“趙博”，老師何清濂被叫做“何爸”。趙燁德的QQ號碼很容易就能被找到，總有人著急地問：“我給趙博留言了，他多久能回復我？”

　　在老師何清濂那里，趙燁德確實找到了自己的答案。整形外科界本就有性器官再造的技術，上世紀50年代，何清濂為一位在抗美援朝中下體受傷的戰士完成了尿道和陰莖的再造，那人后來還結婚生子。類似的技術應用到變性手術上，所需的只是組織材質和手法上的調整摸索，“就好像用黃花梨做一套家具，現在改用桃木做。”

　　趙燁德的辦公桌上就放著一盒陰莖再造所需的假體，方便他給來咨詢的人講解。幾種材料在耐用和靈活性上有著各自的優劣。這只是變性手術中很少一部分需要來自外界的“支持”，更多組織材質還是來自身體本身。那些被“去除”的器官，經過一番“重建”，以嶄新的模樣在身體上存續。

　　一個跨性別者在網絡平臺上記錄了自己“女變男”的過程，前后經歷三次手術、歷時近一年。因為涉及尿道和陰莖的重建，“女變男”手術的難度是“男變女”的數倍之多，但趙燁德已不再是那個“懵懂著蓋房子的孩子”，三次手術中，在完成對女性組織器官去除的同時，也已開始了對尿道和陰莖的預構。三次手術臺上的操作關聯著漸進，“房子”的地基、骨架和頂棚逐漸成型。趙燁德只在術后幾日拆開紗布時有些緊張，盼著看到一個鮮活嶄新的器官出現在自己眼前。

　　一些渴望改變性別的人們早早關注著技術的革新，“趙博”跟“何爸”被有的人稱為偶像。也有爭議的聲音存在，在411醫院進行“女變男”手術，必須對卵巢完全去除，這被擔心會加劇衰老的速度。

　　但這是趙燁德一直堅持的手術前提之一，他告訴北青報記者，這是在法理和倫理上必須遵守的，既然選擇了性別的轉換，就要與不屬于自己的器官完全告別，而且這也有國家對變性手術管理規范的要求。同時，因不少跨性別者在術后會服用激素，他還擔心留下的卵巢有發生癌變的可能。

　　瓏瓏也在網上查找著手術的信息，有人把手術后痛苦的恢復過程圖文并茂記錄得很清楚，可瓏瓏想做出更大改變的念頭還是越來越強。他也想過退讓，盡可能“和諧”地與周圍的世界相處。可年齡愈大愈掙扎，他覺得這樣的心緒甚至讓自己的身體也變得虛弱起來。

　　“不甘心，特別不甘心。”占了上風的，還是瓏瓏真正想過的生活。里面也有現實的原因，根據相關規定，變性手術后可通過醫院證明辦理身份證件性別的轉換，但學歷證明上的性別，則只可能在在校期間更改，瓏瓏想趁著畢業前完成這些。

　　他開始試著勸說父母接受，并計劃把那筆用于以后求職時花銷的積蓄作為手術費用。瓏瓏也跟一位關系親近的同學說起自己的打算，同學的態度和父母很像，兩人再聊天時，好像瓏瓏從沒提起過這回事。

　　規

　　2月8日將要進行的手術在白板上寫下的備忘錄

　　趙燁德曾接到兩個電話，都是在別處手術后希望再變回原來的模樣。趙燁德沒法接手。

　　2016年，瓏瓏還是走進了411醫院，帶著手術必需的家長同意書、無犯罪證明和一紙由專業機構開具的“易性癖”證明，他和趙燁德有了第一次交談。

　　趙燁德問了他很多問題，諸如現在的生活，以后的打算，瓏瓏能看出“趙博”還有些顧慮。

　　老師何清濂曾跟趙燁德說，變性手術做錯一例，他就“再不會碰那把手術刀”。這樣的擔心并不多余，趙燁德曾接到兩個電話，都是在別處手術后希望再變回原來的模樣。趙燁德沒法接手，他不知道那倆人只是不滿意手術的效果，還是根本就不屬于跨性別群體。

　　每個希望躺上自己手術臺的人，趙燁德都要好好聊一次，他問來人以前的生活如何、對未來有著怎樣的規劃，看來人的眼神和語氣，希望能估量出他們想從手術中獲得的那些究竟能否實現。

　　曾有一個來自農村的小伙子，希望完成向女性的轉變，各類證明文件齊全，但趙燁德一再拒絕。他告訴北青報記者，小伙子本就骨架偏大，皮膚也黑，胡茬兒幾乎連到了耳根下。趙燁德覺得，一次手術很難帶給他想要的容貌，“這不光為了內心的滿足，總還有個社會接納度在里面。”

　　婉拒之后，小伙子沒有放棄，舉著塊“我要變性”的牌子站在了上海的鬧市街頭。當他再找回醫院時，開始念叨著“不做手術寧愿去死”。趙燁德相信小伙子會做出類似的事情，只好依了他的意愿。

　　手術后，小伙子嘗試著穿女裝出門，總引來別人的側目，他又想各種辦法改變膚色、消除胡須，有時還給趙燁德發來照片，問效果究竟如何。趙燁德只能寬慰：“至少你心里滿足了，不如先找個工作安定下來。”

　　還有跨性別者把說服家人同意手術的希望寄托在趙燁德身上。也有老人坐著輪椅找到趙燁德，拜托他勸自己的孫子放棄這念頭。無論哪方，趙燁德都沒法偏袒，他能做的只是公允地講出選擇手術可能發生的事情。

　　春節剛過，一對夫妻帶著孩子找了過來，他們看著一層都是等待手術的年輕面孔，心里倒是平緩些，“原來自家不是唯獨倒霉的那份”。趙燁德讓他們仔細想想孩子的成長經歷，兩人有點醒過悶兒來，“好像是啊，從小她能不穿裙子就不穿。”

　　“變性手術不是必須的辦法，但是最殘酷的。”趙燁德舉了自己手術刀下年齡最大的例子，60歲的老人拿著退休的“紅本子”找來做手術，之前還因為穿裙子上街，被聯防當成流氓抓過，但幾十年的日子也就過來了。

　　這是父母愛聽的話，“就是嘛，這肯定不是唯一的辦法。”可趙燁德也沒再順著父母的意思說下去，繼而他開始談起，如果真的選擇，自己要如何“搭起那座房子”。

　　心

　　“早知道你是現在這個樣子，我是不會給你做手術的。我覺得自己給這個社會和你的家人帶來了一個累贅。”

　　趙燁德辦公室的電話響了起來，是某地的公安局打來的。有人來更改戶籍上的性別，提供了他這里出具的手術證明，公安局想要核實下真偽。

　　對著那邊發來的照片，趙燁德前后比對了很久，嘆了口氣：“假的，只有那編碼對，格式、印章的顏色都不對。”這樣的事情隔不久總要發生一次，一份趙燁德科室的假證明在網上能賣到4000塊錢，還有的打來電話，哭著求“趙博幫著圓謊”。趙燁德知道有些人的難處，或是家里不同意，或是經濟不允許，沒法手術，卻想先更改身份性別、過得方便些。可趙燁德沒法逾矩提供幫助，有些改變也不單是靠著一次手術或一紙證明就能改變的。

　　有個女孩完成了向男生的轉變，手術效果很好。家里的姐姐再出差到上海時，特意來探望趙燁德。她跟趙燁德聊起“小妹”的近況，趙燁德還笑著糾正該叫“弟弟”了。可沒聊上幾句家常，女人就哭了起來。

　　追問之下才知道，“妹妹”變成“弟弟”后，出去應聘工作，只因為考官多看了他幾眼，扭頭就走。自此他每天待在家里玩游戲，也不再出門。

　　“別人還沒說什么，你自己怎么就心虛了？！”趙燁德氣不過，撥了電話過去，“早知道你是現在這個樣子，我是不會給你做手術的。我覺得自己給這個社會和你的家人帶來了一個累贅。”

　　那邊的“弟弟”也被說得不好意思了，答應一定會調整好心態，還說要等“何爸”生日時過來祝壽。趙燁德還是有些沒消氣，“等你成家立業了再來看我們。”

　　春節前，瓏瓏住進了411醫院的病房。跨性別群體中，對于“女變男”的意向者稱為“兄弟”，而“男變女”的意向者稱為“姐妹”。瓏瓏隔壁床住著一位“兄弟”，聽說了瓏瓏的經歷，有點扼腕他怎么到了這個年紀還是個“處男”。瓏瓏想想覺得挺有意思，“我們各自想去除的，正是對方最渴求擁有的。”

　　對于手術后的日子，瓏瓏也有著自己的思量。他是理工科專業，當完成性別的轉變后，也許這個社會對女性固有的偏見，就要落到自己的身上了。

　　瓏瓏不喜歡上海那個著名變性女明星展露出來的樣子，“總是穿著旗袍、表現出小女人的狀態，好像就是為了迎合人們認為女性該有的模樣。”瓏瓏喜歡的是女明星查理茲·塞隆在電影《女魔頭》和《瘋狂麥克斯》里面的形象，他也希望自己能成為那樣的女性，果敢而獨立。當性別轉換完成后，如果遇到真正喜歡的人，瓏瓏說不會隱瞞自己的經歷。但他對婚姻有些消極，也許兩人相愛時可以包容一切，但起了矛盾時，他怕對方再提起這些中傷自己，“可能會覺得自己做了很大犧牲，包容了一個我這樣的人。”

　　變

　　瓏瓏覺得“趙博”做的事情，像是一條通往遠處的路。可趙燁德說，“想做個真正的男子漢，要靠自己。”

　　春節后，瓏瓏如愿躺在了趙燁德的手術臺上，三個多小時好像過得很快，瓏瓏完成由“他”到“她”的轉變。

　　趙燁德以學界上“大腦的性別認識中樞發生了異常”來解釋著手術刀下人們的選擇，瓏瓏則不想把這看做一種病癥，那本講述“何爸”故事的書名似乎更加合適——《糾正上帝的錯誤》。

　　來做手術的群體越來越年輕，趙燁德習慣把他們稱作“孩子”，他能感覺到其中的那份依賴，出院之后還打來電話講著自己的生活。有時趙燁德會想起1998年自己主刀的第一例變性手術，那是個不錯的開始，年輕人如愿變成了女孩，現在還考下文憑、做起了律師。

　　當做了超過1000例變性手術后，趙燁德形容技術如蝸牛蠕動般向前移動，還遠沒有到盡頭。他想著肯定還有辦法把給“孩子們”重建的器官做得更逼真、更實用。手術臺下的改變也被樂于看見，病房里的護工大姐說不出趙燁德口中的那些理論，但明白手術過后孩子們會很高興。曾經有朋友問起趙燁德為什么會有人要做變性，雖是問句，神情里卻帶著明顯的“無法理解”。而如今再有人問起，后面總是加上一句：“他們之后過得好嗎？”

　　出院那天，瓏瓏第一次穿上了裙子，沒什么特殊的感覺，只是有些冷。沒有刻意拔高的意思，瓏瓏覺得，“趙博”做的事情，像是一條通往遠處的路。（原題為《變性手術醫生的“心”與“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