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計生干部的12年調查

　　4月12日，韓生學在北京參加了一個“失獨者”的聚會。他注視著那些父母，想努力記住他們蒼老的臉。

　　但他發現，“他們似乎都長得一樣，同樣的表情、同樣的眼神，甚至連說話都是同樣的腔調”。

　　在過去的12年間，韓生學走訪了100多個“失獨者”，他一直嘗試勾勒出這些“失獨者”的完整肖像。直到4月15日，他的26萬字報告文學，“全景式反映‘失獨’問題”的《中國失獨家庭調查》由群眾出版社正式出版。

　　和作品一起進入公眾視野的，還有他的身份：湖南省懷化市計生委副調研員，一名稱職的副處級干部——在25年的計生工作中，他打贏過幾十場“計生攻堅戰役”，數次獲得“先進工作者”稱號，書柜里的榮譽證書足足有半米高。

　　也正因為這處境微妙的身份，有人贊揚他是“積極的反思者”，也有人公開嗆他是“體制內的叛變者”。而對他來說，計生干部的身份是責任，也是負擔，創作這部作品只是“在目睹眾多慘劇后，不得不做的事”。

　　“對整個世界而言，你只是一粒塵埃，而對我而言，你卻是整個世界。”

　　和往常一樣，在北京簽售會后的那天晚上，韓生學又點開了手機里的“失獨”群。

　　看著群里那些名叫“唯一”“摯愛”“寶貝”“心碎”“堅持”的父母相互慰藉，他試圖插上一句安慰的話，但他的手指懸在離屏幕只有幾厘米的位置，卻“沉重地抬不起任何一根”。

　　這個50多歲的中年男人低頭盯著手機，穿著一件黑色翻領夾克，膚色暗沉，眼寬鼻闊，看起來和普通的基層干部沒什么兩樣。

　　“和他們接觸時要少提問多傾聽。”在連續12年的走訪中，這是韓生學領悟到的第一條法則。

　　即使走出了創傷初期避世、厭世的陰霾，但一些外界的刺激仍會觸碰“失獨者”還未愈合的傷口，給他們帶來“陣痛”。

　　韓生學正在做的，就是記錄他們。

　　“走在大街上，覺得每個年輕人都像自己的孩子，街坊鄰居在談論孩子，電視上也都是關于孩子的連續劇，就連廣告都是與孩子相關的。”一個“失獨”母親曾如此向韓生學講述自己的無奈。

　　幾乎所有的“失獨者”都經歷過一段“與世隔絕”的生活。網絡一度成為他們寄托感情的出口。在網上，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名字，也沒有人過問他們的過往，一些“同命人”還可以聚集在一起，互相取暖。

　　韓生學接觸過的“失獨者”中，不論是身體還算健朗的中年人，還是手指顫抖的老人，幾乎都學會了打字、上網。

　　一位失去獨子的母親，在得到兒子的QQ號后才找到了生活的微光。這位從來沒有碰過電腦的老人自己摸索著學會了上網，每天天還沒亮，她就爬起來打開電腦，輸入密碼，等待屏幕右下角自己和兒子的QQ頭像亮起——這幾乎成了她每天進入另一個世界前的固定儀式。

　　“兒子，媽來了。”母親說。

　　“媽媽，我想死你了！”她用兒子的QQ回話。

　　每天，這位母親至少要花20個小時跟“兒子”聊天，只有“兒子”和“母親”的QQ頭像依靠在一起時，她才會覺得母子倆重新“團圓”。

　　“哥們兒，我快結婚了，可惜你不能到現場隨份子，你多不夠意思。”一個朋友在兒子的空間留言說。

　　看到這句話，這位母親不知道第幾次失聲痛哭。她用兒子的口氣回復朋友：“放心，祝福準到。”

　　婚禮那天，她在門口把禮金塞到兒子朋友的手里，哭著轉身離開。

　　除了用QQ和“兒子”溝通外，在韓生學采訪過的“失獨”家庭中，超過九成的父母都會用自己獨特的方式“留住”他們的孩子。

　　武漢的一位“失獨”父親是一名政府官員，白天他總是穿著整潔的西服，打著一絲不茍的領帶，拼命地工作。晚上回到家，脫去那身西服，他會整夜地坐在地板上，抱著兒子的骨灰盒，嘴里不住地重復：“孩子，讓爸爸抱抱你。”就這樣，他已經在地板上躺過了8個酷暑和寒冬。

　　“孩子突然走了，在他們眼里，與孩子有關聯的一切東西，都是鮮活的生命，能呼吸，會說話。”韓生學感嘆。

　　同樣在武漢，一個媽媽失去自己的女兒后，除了偶爾出門采購一些生活必需品外，一天24小時都把自己鎖在女兒那間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她保留了女兒房間里的一切布置，甚至珍藏著女兒的頭發和乳牙。每天她都要撫摸屋里的每一件物品，女兒用過的桌椅、毛毯、衣服、書筆和玩具……

　　韓生學接觸過的很多“失獨”父母，用給孩子寫信的方式寄托無處安放的傷痛。一位母親在給死去兒子的信中寫道：我心愛的兒子，對整個世界而言，你只是一粒塵埃，而對于我而言，你卻是我的整個世界。

　　為了完成這份報告，他去過10多個省市，采訪了100多位父母

　　為了這部調查報告，韓生學去過10多個省市，采訪了100多位“失獨”父母，直到“完全融入了他們的圈子”。可放在25年前，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會以這種方式跟獨生子女家庭聯系在一起。

　　1992年，韓生學正式成為懷化市溆浦縣計生委的一名科員。那時“縣里幾乎只有經濟建設和計劃生育兩項工作”，調到這個舉足輕重的部門，他頗感自豪。

　　初到計生委的韓生學像是有用不完的干勁兒，每周有一半時間待在鄉下宣傳指導工作，“有種改造國家，造福社會的使命感”。

　　想起自己因為兄弟多而輟學，又目睹身邊的親戚朋友因為子女多，貧窮得吃不上飯，最終被困在大山，韓生學堅信“傳統的生育觀念害人不淺，必須糾正”。

　　上世紀90年代初，縣計生委的主要工作是每年4次的“計劃生育突擊行動”。每到這個時候，縣里就會成立“總指揮部”，縣委書記親任政委，縣長任總指揮，實行全軍事化管理。

　　韓生學負責到各個鄉鎮檢查“流產指標”和“結扎指標”的執行情況，碰到工作做得差的鄉鎮，這個會寫詩的“文學青年”也會忍不住指著鎮計生專干的鼻子破口大罵。

　　后來，韓生學發現基層干部的抱怨越來越多，“村婦聯主任的莊稼剛種下，一夜之間被人砍光，雞鴨也被人全部偷走”。

　　最嚴重的一次，一個村干部的獨生子被人報復殺害，而兇手的妻子曾經被這名村干部拉去強制引產。

　　韓生學雖然對基層計生工作的粗暴方式也有不滿，他仍把眾多屢見不鮮的干群沖突歸咎為老百姓的愚昧。他始終想不明白，“這么一個利國利民的政策，老百姓怎么就不能理解？”

　　這個疑問，直到韓生學遇到老許的那雙眼睛后，才慢慢解開。

　　上世紀90年代末，每年4次的“計生突擊檢查”已經變成了每年兩次，狂風暴雨般的計生工作也逐漸平靜下來。也正是這個時期，韓生學的辦公室里開始陸續出現失去獨生子女的父母。

　　老許也是他們中的一員，這個男人失去獨生女兒不久，還要面對精神失常的妻子。

　　女兒離去后，因為擔心刺激到妻子，老許不敢在她面前流淚，晚上為了強忍淚水，他甚至把嘴唇咬破。可即便如此，妻子的精神還是出現了嚴重的問題，無故命令老許下跪，讓他一邊抽自己耳光，一邊罵自己。有幾次老許實在忍不住哭出了聲，妻子拿起鐵盆就往他頭上猛敲，直到鐵盆變形。

　　辦公室里，這些遭遇幾乎是一字字地從老許嘴里蹦出來，沒有半點悲傷。他不自覺地把頭耷拉向一邊，整個人像是被抽空了精神，眼淚掛在沒有表情的臉上。老許空洞的眼睛時不時地掃向韓生學，他清晰地記得，“那是雙麻木的、死人一樣的眼睛。”

　　回到家，老許那雙眼睛不斷閃現在韓生學面前，逼迫他開始重新思考：“如果他當初生了兩個孩子，或許就不會變成這副模樣？”為了找到答案，韓生學終于走出家門，去探視“失獨”家庭的真實境況。

　　“他們承受著世界上最大的痛苦，這種痛苦與我的工作有關。”韓生學說。

　　一位帶著孫子參加“失獨者”郊游活動的老人，被告知“孫子不能在集體照中入鏡”；大部分“失獨”聊天群，也不歡迎有第三代的“失獨”老人加入

　　在后來的走訪中，幾乎每到一家，韓生學都會被這些“失獨者”的生活環境觸動：胡亂散落在房間里的雜物、擺滿書桌的藥瓶。他發現，“比起心靈傷痛，現實的生活難題更容易將他們打敗”。

　　暮年喪子的父母因為極度抑郁，更容易被病魔擊倒。據調查，我國90%以上的“失獨”父母患有程度不一的疾病。他們中有超過一半人承擔著高血壓、心臟病、腦梗等高危慢性病隨時發作的風險，還有15%的人不得不面對癌癥、癱瘓等嚴重疾病的折磨。

　　湖南的“失獨”母親張麗，在“失獨”聊天群消失了兩天。網友趕到她家時，發現她側身倒在門口的過道里，“手臂直伸，距離門鎖只有一只手的距離”。被網友送到醫院后，醫生發現她的闌尾已經化膿，腹腔積滿體液，“再遲一些，就會有生命危險”。

　　不少子女因病去世的父母，給孩子看病時欠下了大量的債務，但子女死了，債務卻不會“死”，還債的壓力甚至會伴隨他們的整個余生。

　　一位“失獨者”在詩歌里接連問了許多個“怎么辦”：

　　明天我老了，走不動了／我該怎么辦／不能去買菜了，取不了工資了／不會自己做飯了，自己洗不了衣服了／我該怎么辦／生病了，看不清藥品說明書了／自己去不了醫院了，住院需要陪伴了，我該怎么辦／年齡大了，記憶力差了／錢財不能自理了，做飯忘記關火了，忘記關水了，我該怎么辦／我害怕明天，因為我越來越老了／餓了沒人端飯碗，病了沒人遞杯水／陪伴的是孤獨，等待的是絕望／明天我該怎么辦？

　　然而很多“失獨者”的悲痛甚至不被正視。幾個“失獨者”在除夕夜來到一家餐館吃年夜飯，卻因為“太晦氣”被老板趕走。

　　即使在“失獨者”內部，一些特殊的群體也會受到排斥。一位帶著孫子參加“失獨者”郊游活動的老人，被告知“孫子不能在集體照中入鏡”；而在虛擬空間，大部分“失獨”聊天群，也不歡迎有第三代的“失獨”老人加入。

　　“看到他們祖孫倆在一旁嘰嘰喳喳，我們受不了。”一位老人向韓生學抱怨，這些有孫子孫女的“失獨者”已經是幸運者了——因為“好歹有個后代”。

　　韓生學卻不這么認為。在他眼中，帶著孫輩的“失獨”老人，不僅面臨同樣的養老困境，還要承擔隔代撫養的壓力。他們中有人已經年入花甲，但不得不再次充當起父母的角色。

　　“開家長會時，這些頭發花白的爺爺奶奶還要充當父母的角色。”韓生學說，這樣的“失獨者”面臨更多的無奈和尷尬，“對老人、對孩子都是種傷害。”

　　另一個被忽視的群體是“失獨爸爸”。

　　他們承擔著同樣的感情傷害，但面對崩潰的妻子，他們要成為精神支柱，也要支撐殘缺的家庭繼續運行。在韓生學接觸過的“失獨爸爸”中，“隱忍”“沉默”幾乎可以概括他們的所有特點。

　　保定的王云龍就是一個這樣的爸爸。女兒出事后的那段日子，在料理完工作、妻子睡著后的夜半時分，他常常獨自跑到大街上，“淋著冬天的冷雨，去尋找還沒離開的女兒”。

　　事實上，“失獨爸爸”承受著更多的社會壓力。“有些同事會關心我的狀態，我只能回答‘好點’了。可自己把孩子養沒了，我怎么在別人面前抬起頭。”他對韓生學說。

　　像這樣的痛苦，是當年憤懣于“子女多只會造成貧窮”的韓生學無法想象的。

　　1980年，“獨生子女”政策開始的那一年，作為村里僅有的幾個高中肄業生，韓生學被選為村初中的民辦教師，擺脫了農民的命運。那時候，他還不知道“計劃生育”要怎么計劃，更沒聽說過“獨生子女”這個新詞。但開學沒多久，村里就有人把一張毛筆寫的大標語貼在了他的辦公室門口，上面寫著：“人口非控制不行！”

　　幾乎在同一時間，遠在河北保定，王云龍的妻子收到了一封讓她感到“一頭霧水”的家信。郵件里，尚在部隊的王云龍充滿熱情地寫道：“菊芳，現在國家開始推行一胎政策了，我是軍人，要帶頭表率，不能給國家添麻煩。”

　　事實上，“失獨”的悲劇時刻都可能降臨到每一個獨生子女家庭頭上，而在獨生子女政策推行35年后，中國3口之家的數量已經超過1億個

　　采訪“失獨”家庭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對一個計生干部來說更是如此。

　　韓生學經常遭到“失獨者”的拒絕，甚至咒罵。有一次，一位“失獨者”在聽說他“計生干部”的身份后，控制不住情緒：“你們豬狗不如，早晚會遭到報應！”

　　然而，盡管韓生學在10年間一直加快采訪的腳步，但依舊追不上“失獨”家庭增長的速度。根據原衛生部《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報告(2013)》統計，我國每年都有7.6萬個父母失去自己的獨生子女，成為“失獨”家庭。

　　女兒出生后，韓生學更能理解這些家庭。“我很怕失去她，只想讓她陪我到老。”在接觸越來越多的“失獨者”后，韓生學不再苛求女兒的成績，以往用2塊錢打發女兒早飯的他，也開始每天親自下廚準備早餐。

　　在計生委工作的韓生學熟知很多數據，他在書中寫道：“發達國家老齡化進程一般長達幾十年甚至一百年，而中國只用了十八年，成為一個未富先老的國家。”

　　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宣布，“二孩”政策將全面放開。看到這條消息，韓生學“高興地跳了起來”。

　　2016年1月1日，《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開始實施，明確全國統一實施全面兩孩政策，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子女，35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即將成為歷史。

　　可韓生學的“失獨”故事還要繼續記錄。

　　對于自己記錄的“失獨”故事，他從來都不會講給女兒聽，“太慘了，容易給小孩造成陰影。”

　　寫作“失獨”故事的時候，韓生學習慣把自己關在書房里，拉上窗簾，“去用心感受他們的痛苦。”

　　韓生學經常因此失眠，這時他只能在心里默念一些散文來沖淡壓抑的情感。

　　“在創作過程中，我自己也在解脫。”雖然自己沒有做過最基層的計生工作，但他23年來編寫下發的各種“指標”“文件”確是整個基層工作的巨大推力。

　　韓生學開始寫作“失獨”群體不久，碰到有人在公共場所問他的職業時，他會回答“政府人員”，而不是“搞計劃生育的”。

　　現在，遇到結婚不久的親戚朋友，韓生學會一本正經地鼓勵他們“生兩個”。

　　他想做的，不僅僅是“幫失獨者說話”，而是“寫計劃生育政策的歷史，包括這個政策背后，這一代貢獻者和犧牲者的故事”。

　　這個滿頭銀發的老人前不久剛剛把齊頸短發燙出優雅的波浪，衣服打理得一塵不染。“我不怕活著，但是我害怕死得不體面。”

　　寫作后期，韓生學開始在政府機關內部呼吁關注“失獨”家庭。去外地開會時、去黨校講課時他會留出時間專門講“失獨”。有人感動，“局長都聽哭過”；也有人挖苦，告訴他“以后你分管這個工作好了”。

　　前年夏天，在韓生學和他單位相關領導的推動下，懷化市把“失獨”家庭扶助標準提高到了每月800元。可他清楚，自己接觸過的“失獨”家庭遍布全國，“在缺少頂層設計的情況下，單憑個人，某個地方的力量，能改變的太少”。

　　“其實國家各部委針對‘失獨’家庭出臺了不少政策，但有的很難在地方落地。”在研究眾多政策后，韓生學有些無奈。

　　而各地對于“失獨”家庭的扶助標準，大多都遵循《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中“獲得《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的夫妻，獨生子女發生意外傷殘、死亡的，按照規定獲得扶助”這一條款。

　　每個地方對扶助都有不同的理解，不少地區至今仍執行國家最低標準，每月340元。除此之外，“失獨”家庭更需要的養老、醫療和心理慰藉等，似乎也在執行“最低標準”。

　　一些老人想到了互助自救，解救那些“沒后的同命人”，可每一次“我們其實都一樣”式的勸說，卻對他們自身都是一次傷害。

　　除了缺少專業社工介入，很多自救組織都面臨沒有場地、沒有資金，隨時都可能停擺的尷尬境地。“因為沒有長效機制，對他們的支撐大多是說來就來，說走就走。”韓生學說。

　　自救組織的老人們不會知道，他們每周一次集體織毛衣、練書法的活動一直處在“說沒就沒”的風險中。他們積極奔走的更多“政策扶持”還在路上，不過歲月不再等待他們了，他們有人頭發白了，快要走不動了，感嘆著“就這樣走完一輩子”。

　　即便這樣，他們已經算是幸運的。“這樣的自救組織還是太少，有些人要坐幾個小時的汽車趕到另外一個城市去參加活動。”韓生學感嘆，尤其在小城市和農村，那些沉默的“失獨”父母只能獨自忍受傷痛。

　　另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是他們失去行動能力，連互助組織都去不了后的生活。

　　“郎姐”就是他們中的一個，這個拄著拐杖的老人在內蒙古插隊時凍壞了雙腿，如今幾乎失去了行動能力。她走路時幾乎抬不起腳，在地上小步挪動，發出“呲呲”的聲響。

　　“我們不能再被人看作是神經病，活著，就要活得光鮮。”這個滿頭銀發的老人前不久剛剛把齊頸短發燙出優雅的波浪，衣服打理得一塵不染。“我不怕活著，但我害怕死得不體面。”

　　和“郎姐”一樣，最早一代“失獨”老人中，已經有人邁過70歲的高齡，而針對這個特殊群體的養老問題還未真正擺上臺面。

　　在韓生學接觸過的“失獨者”中，幾乎所有的人都不愿住進普通的養老院。“失去獨生子女是個永遠無法愈合的傷口，他們很難跟其他老人交流，更受不了別人的子女隔三差五來看望自己的父母。”

　　現在國內有兩家專業的“失獨”養老機構：廣州一家養老院已經設立“失獨養老專區”，北京市第五福利院也改造為“失獨養老院”。而面對成千上萬個正在老去的“失獨者”，這兩家的床位加在一起也只有200張左右。

　　還是有好消息的。韓生學把《新聞聯播》上的一則新聞轉發到了“失獨”聊天群，立刻引起了沸騰。在當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解決好計劃生育特殊家庭保障”的條目赫然在列。

　　相比之前對“失獨”家庭“計劃生育特殊困難家庭”的定義，這次沒有了“困難”二字。

　　“這意味著國家對‘失獨’家庭不再以普通的人道主義救助對待，他們應該是‘貢獻者’。”韓生學激動地比劃著說，“或許，‘失獨’群體的扶助體系會跟著發生變化。”

　　變化確實正在發生，2016年的3月，“加強對失獨家庭的關愛和幫助”被寫進了我國的“十三五”規劃。

　　相比大政策，“郎姐”的心愿小得多，她希望不用走很遠的路去參加互助組織的活動。如今，她只能用那雙抬不起的腳回到只有她一個人的家，脫下她光鮮的外套，日復一日地擦著兒子的照片。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