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鸚鵡案”為何讓人細思恐極？

　　2017年3月30日，深圳市寶安區法院的一則刑事判決，一進入公眾視野就成了沸沸揚揚的“深圳鸚鵡案”。

　　江西九江籍在深男子王鵬三年前在工廠里撿到一只鸚鵡，帶回家小心飼養，后又買回一只配對。三年來他細心鉆研，花費大量時間與精力，自學養殖鸚鵡技術，竟然無師自通，孵化出四十多只鸚鵡。2016年4月他出售過兩只鸚鵡。但沒多久買者（販鸚鵡者）被抓，供出了王鵬。好家伙，王鵬被抓一年后一審被判了五年徒刑。

　　二審律師是徐昕，這是個名律。我們真該為王鵬慶幸。

　　是的，徐昕的基本觀點是，王鵬因鸚鵡獲刑5年案，又一起荒唐案。正如天津趙春華案、大學生掏鳥窩案、盧氏農民采三株野草獲刑案、雜戲團運輸動物案一樣，本案是一起機械司法的典型案例。此案明顯違反常識。數千年養鸚鵡，都不構成犯罪，現實中養鸚鵡的人非常多，很少有人意識到可能涉嫌犯罪；而且，養其他野生動物或許是為吃用，但養鸚鵡是為了愛。即便鸚鵡屬于野生保護動物，但涉案鸚鵡全系被告人自己繁殖養育，而不是從野外直接抓回來的，自己養鸚鵡不僅沒有侵害野生動物，反而增加了鸚鵡數量，有益而無害。

　　最關鍵的是，此案涉及大量類似的動物養殖者和使用者，具有制度意義，他接此案旨在個案推動法治，促進動物保護法更貼近人性和常識。

　　鸚鵡有許多種類，其中有些種類被列入了保護名錄，但是普通人難以識別。我們也知道，為了保護瀕危野生動植物，國際上制定了保護名錄，劃定了紅線，這本身無可厚非。但是，具體到生活實際，總有叫人大跌眼鏡的情形。上個月，河南省盧氏縣農民挖了三株野草（蘭草中的蕙蘭）被判三年刑，正讓人細思恐極，沒想到過了五一，這例深圳鸚鵡案同樣讓人細思恐極，噩夢連連。